暴露于公司具体风险作为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的标准，其研究发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能够解释公司投资决策的扭曲。具体而言，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过高的估计其投资项目的收益，并且认为外部融资的成本过高，因此，当公司内部具有充足的资金时，他们会表现出投资过度；而当需要外部融资时，又会表现出投资不足。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现金流的这种显著的敏感联系在股票融资依赖性强的公司中表现的更为明显。Malmendier & Tate的研究与前人的研究相呼应，支持了Heaton的结论。
Malmendier & Tate（2008）以1980—1994年间，394家大型公司为研究样本，从CEO是否将自身财富过度集中于本公司及其媒体印象两个角度来度量过度自信。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过度自信可以解释公司的并购决策。过度自信的CEO高估了自己创造收益的能力，与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相比而言，他们不仅更加喜欢并购活动（高出65%）而且也为目标公司出价过高，这进一步导致在并购宣告日，资本市场更加悲观的反应。
在排除了行业类型、宏观环境、过去的并购活动以及并购浪潮等等因素的影响后，Doukas & Petmezas （2007）实证指出，相对于理性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现了更低的宣告日收益，并且表现出较差的长期并购绩效。另外Brown & Sarma（2007）实证检验了高管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在澳大利亚这一具有不同文化及金融监管体系的国家中的情况。其研究表明，高管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负相关在澳大利亚也普遍存在。
总体而言，国外文献普遍发现，相对于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的并购绩效相对较差。
2.3.3 国内学者对高管过度自信理论的实证检验
国内学者对于过度自信的研究起步较晚，然而近几年，这一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
李善民、陈文婷（2009）以我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2—2008年发生的并购交易作为研究样本，以高管3年内是否实施5次或以上的并购以及高管的薪酬比为标准度量过度自信。其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理性的高管，过度自信的高管更易于实施并购活动，并且其并购绩效相对更差。即高管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显著负相关，并且在高管过度自信既定的前提下，收购公司披露了并购原因的，其并购绩效下降的更为显著。
李善民、陈文婷（2009）的研究得出了与国外主要学者相一致的结论。然而其他国内学者（姜付秀等，2009；吴超鹏等，2008）的研究却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提出了挑战。
姜付秀等（2009）以2002—2005年，深沪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表明，尽管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的总投资水平以及内部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但过度自信与企业的外部扩张（并购）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同样是针对高管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的研究，国内学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可见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制度环境等等因素的差异，高管过度自信的作用要比国外复杂的多。那么，是否有某些因素调节着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www.751com.cn人们之所以表现出过度自信，是因为没有对事物准确的认知。当人们重复某一过程时，如果能够在重复中吸取经验教训，就可以有效降低犯同类错误的概率。因此，学习行为能够有效的缓解过度自信带来地危害。
吴超鹏等（2008）以我国资本市场1997—2005 年间发生的1317 起上市公司连续并购事件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对比首次并购失败的公司, 首次并购成功的公司其后各次并购的绩效将呈较显著的下降趋势, 这说明管理者可能因首次并购成功而过度自信。他们认为，连续并购的并购绩效取决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管理者的学习能力之间何者占优。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高管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并未得出一致结论，由于历史文化、制度环境等等的差异，国内情况要相对更加复杂，是否还存在其他影响自大理论解释力的因素呢？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国内同时存在着国企与私企两种不同性质的企业。国企与私企在制度背景、资源获取、治理结构等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对企业高管的行为特征都会产生影响。企业性质对高管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的影响，仍然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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