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的文人对陶渊明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生存方式等全面认同。晚唐士人追求真正的隐逸避世，长久的逍遥自在的生活，因此他们的归隐义无反顾，一旦归隐就绝不再回归仕途，隐得更真切，更彻底，把陶渊明当作人生的导师，抚慰自己的心灵。晚唐的王贞白《送马明府归山》：“辞秩入匡庐，重修靖节居。免遭黑绶束，不与白云疏。”以陶渊明雅称马明府，反映出诗人对陶渊明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生存方式等的全面认同。五代时期南唐查元方更是仰慕陶渊明隐逸田园、随性自然的个性，他的《查公山诗》中：“平子著《归田》，渊明舍彭泽。后来区区人，谁复挂书册。”查元方认为陶渊明舍弃彭泽县令，及时回归田园，隐居于田园之中才是智者的选择，这种解读也表明查元方对陶渊明不违其心的个性的认同和接受。
宋人无一例外地对陶渊明的个性倾慕不已。钱钟书先生曾说，“渊明文名，至宋而极。”这一论断精确地概括了陶渊明在宋代的接受情况。他们对陶渊明的喜爱是一种普遍现象，仕途坎坷的苏轼更是视陶渊明为知己，对陶渊明的其人其文都推崇到无以附加的地步。他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这一评价客观真实的道出了陶渊明最本质的个性特征：“真”即率性而为，从不装模作样。姑且不论是否有过誉之嫌，但至少体现了苏轼对陶渊明不违其心，率性任情的个性特征的接受。黄庭坚认为陶渊明“此友独可尚”（黄庭坚《宿旧彭泽怀陶令》），也是被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个性所折服。北宋的隐士林逋称陶渊明是“以退为进”的颜子、“名节与功臣、义士等。”（林逋《省心录》）。朱熹也说：“每寻《高士传》，独叹渊明贤。”（《陶公醉石归去来馆》）因为在他看来：“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渊明是言行一致，心口如一，不违其心的，这种个性特征是陶渊明高于其他晋宋人物之根本。总的来说，北宋人论陶多注重他真率、自然的个性特征，而南宋多强调他“耻事二姓”的“忠”。本文来自辣%文~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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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崇尚马背上打天下，重武轻文，使得文人入仕无路，文人彻底摆脱功名之累，欣赏自然美景，最终达到对自己精神世界的完美追求，这与陶渊明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对陶渊明的个性以及归隐的生活态度也是大加推崇。赵孟顿说：“渊明为令本非情，解印归来去就轻。稚子迎门松菊在，半壶浊酒慰平生。”（《题四画•渊明》）诗中对陶渊明解印归田之后感觉一身轻松、寄心田园有“松菊”常伴、有“浊酒”就可以“慰平生”等生活做了描写，一句“为令本非情”表现出赵孟顿对陶渊明不违其心的归隐，寄心田园，诗酒风流等个性特征持赞赏的态度。张雨曾说：“渊明真率人，出处端不欺。”对陶渊明的率真个性有极高的评价。
明朝文人对陶渊明的认识基本上沿袭了宋人的推崇，但是明代人认为用平淡、闲适、隐逸来评价陶渊明是不全面的，他们认为陶渊明在乱世中的“忧生忧世”，在贫困交加中依然“固穷”的“高风亮节”也应该被人们所看重。焦竑在《陶靖节先生集序》中说：“靖节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分，忘怀得失，每念其人，辄慨然有天际真人之想”。其中“任真推分”、“忘怀得失”等词清晰的揭示出了陶渊明个性特征中的不违其心和安贫乐道，也可见焦竑对陶渊明的这些个性持赞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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