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法律信仰的缺失与培育 第2页
（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夯实农民的物质基础。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切实提高农民权益保障的物质基础，是农村法治有效实现的物质保障。马克思所说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说明任何规范所规定的“权利”，只有当社会具有保障其实现的经济文化条件时，它才是真正的权利。农民经济基础的薄弱性，使得他们在接受教育，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特别是在法律文权方面存在极大的障碍。其实有些时候，当农民的身家性命、合法的权利受到威胁、损害时，他们也很想通过合法途径来解决，但因为诉讼成本太大（农民一般不可能丢下生产生活，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时间去打官司），所以农民更倾向于通过乡土规范来解决，尽管这样可能会心理不情愿。在农村，许多刑事案件都是通过中间人“私了”（向受害者赔偿一定数额的金钱）。农民需要的是权益保障的低成本，如果成本太大，一般是没有人选择的。农民只有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坚实的后盾，他们才有时间和精力去研习法律，走近法律。故此，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提高农民收入，是提高农民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的内在条件之一。
（三）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内化法律精神。
法律信仰产生在于法律精神的内化，而内化的重要途径则是学习，这是培育农民法律信仰的先决条件。农民通过对法律制度文化和法律精神文化的学习，消除对法律的陌生感，逐步认识到法律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因为，权利是法的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要求，就无法产生对法的需求、渴望和敬仰，因为“权利意识与法律信仰是一种互动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导致法律信仰的生长；从另一方面看，信仰的增强也必将推动公众权利意识的扩张，进一步推动法律意识的增强。”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当前农村的法制宣传中，依然盛行着法律工具论的思想，只强调人们对法律的接受与服从，而忽略法律更重要的是保护人们的权利。因此，加强农村普法活动，必须全面宣传法律的价值，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有所创新，特别要突出法律对农民权利的保护价值，这样才能培育农民对法律的坚定信念，使法律内化为农民至高无上的信仰。
（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根除司法腐败，实现乡土社会的司法权威。
公正是司法的生命，而权威则是公正的基础，对权威和公正的倚重是司法制度的根本特征。根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权威，将基层司法机关塑造为解决农民纠纷的“正义制造工厂”，这是法律在农村获得普遍生命力的重要途径。首先，重视本土资源，促进司法公正。面对有时候只要求讨个说法和不知法为何物的农民，法官就应该运用在文持乡土秩序方面行之有效的地方性知识，灵活地调解。其次，改善司法环境，确保司法独立。强调法官应以“国家法”为基础，协调好“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法官必然要受制于乡土社会的群众舆论。相反，司法机关必须独立地行使审判权，不应受到来自基层党委、政府、村民组织和乡土舆论的影响。再次，规范运作程序，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树立司法为民的法治理念。法官在充分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的基础上，应尽量缩短审理时间，提高诉讼效率，安排开庭也应适当考虑农耕时间以减少农民的诉讼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当判决生效之后，法院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督促当事人去执行，让农民在胜诉的喜悦中，应该得到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
（五）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力度。
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西塞罗也指出：“执政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而法律乃是不会说话的执政官”。[8]P79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是极其重要的，它应该包括公务员队伍、行政执法队伍、法官队伍，同时还要包括从事高质量法律服务的律师队伍和公证员队伍。只有通过他们廉洁、高效、公正的执法活动，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体会到法律的真正作用，享受法治带来的实际利益，从而尊重和信仰法律。执法者是法律得以运转的主要成员，要树立乡土社会农民的法律信仰，执法者首先必须自己信仰法律，去捍卫法律的公平、正义与秩序的价值。如果基层执法者没有深入领会法律的精神和真谛，只是一味地享受权力所带来的乐趣，故意“坑农”、“伤农”，习惯于扮演“官老爷”的角色，那么法律培养起的情感对农民来说只是“恐惧”和“敬而远之”。“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9]P751因此，农村执法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民的情感是最需要尊重的，特别是当自己的利益被损害时，法律应该为农民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当农民的权益被法律充分保护时，他们除了感激之情外，就是逐渐对法律产生了信任和敬仰之情，这种情感经过渲染，就会内化为整个乡土社会对法律的集体信仰，这是对法律的一种最高情感。因为“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10]P9
三、结语
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构建法治和谐的社会。中国法治建设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要让农民热切地走进法律、学习法律、崇敬法律，进而信仰法律，法治和谐的农村社会才能建立。但是关键在于：法律要尊重农民、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利。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更应当受到法律的强势关怀，这是我们社会对其人权保障的最大福祉，同时也是法治现代化在农村构建的最低基点。因为我们不能靠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11]P7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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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1]王家新.叶芝文集（第3卷）[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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