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由此可见，如果第三人知道夫妻之间有财产约定的，则该财产约定对其发生效力；而如果第三人不知道夫妻之间曾经对其财产作成约定，而与其中一人签订合同导致纠纷，则该第三人就是善意第三人，夫妻之间对财产的约定对他不发生效力。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来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偿还；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关于夫妻之间财产约定是否对第三人生效，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2次会议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对此做了规定“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由此可见，这个举证责任在于订立合同的夫妻一方，而不在于善意第三人，这体现了法律对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但是现实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夫妻确实对财产做了约定，但负债的夫或妻一方为了达到自己财产利益不受损害或少受损害，于是就和第三人恶意串通，第三人认定自己不知道夫妻之间对他们的财产有约定，而未负债的夫妻那一方却举不出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证据，只好以夫妻财产偿还，显然这对于处在弱者地位的未负债却要承担偿还责任的那一方是不公平的，这在司法实践中是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如果能规定夫妻一方在举债时，三方当事人都应该在场并且能够有见证人或公证机关参与，这是对恶意串通行为的阻却。
5、夫妻约定财产制所体现的契约自由精神。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对夫妻双方财产的约定，可以是在婚前所做的约定，也可以是在婚姻关系持续期间所做的约定；可以是对婚前财产的约定，也可以是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的约定；约定的财产既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这种方式体现了婚姻当事人之间的契约自由，而且是在特定身份关系下的契约自由。而且法律对夫妻约定财产所定的契约做了补充性规：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是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补充，使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在合法的基础上更加合理化。
（四）结束语
任何一个时代的法律和法学，归根结底都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所决定的，但又不能离开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而凭空创造，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扬弃过去时代法律和法学中不适合需要的东西，吸收适合需要的东西，并加以改造和创新而形成的。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我国的夫妻约定财产制随着婚姻立法的完善而逐步规范化，解决了现今社会对于夫妻之间财产约定时可能出现的纠纷。吸收和扬弃才能促进立法的发展，财产制度涉及到交易安全问题，如果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不明确的，容易发生纠纷，夫妻一方在与他人进行交易时，他人因为不清楚夫妻一方的资金来源以及性质如何，可能不敢同他进行交易，因此，科学的规定和完善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对于家庭、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以及婚姻纠纷的处理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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