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开放制度吸引了一群选择个人主义、追求目标、愿意舍弃自已原有社会、家庭朋友的不同移民人口，形成了一股无法抵挡的移民潮。美国的平等主义文化颂扬个人自由平等，支持政府与商业活动分开，反对权力集中的官僚主义。政府主要的社会角色是宣扬和平过程而非和平结果。总括而言，政府采用了自由市埸经济，自由竞争的政治系统及独立的司法制度这三个互相联系的组织。美国政治制度的成功就是公司选举制度延伸所引致。由此可知一个成功的股份制应该是在一个完全法制化的环境下才能孕育。但如果法制不健全(如同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则个人的情操与良心是文系股份制的唯一方法。无法制无良心的股份制是略夺剥削的温床，是通向奴役之路的康庄大道”。
郎咸平和杨瑞辉教授的思想显然超出了一般学者的深度，一针见血指出了股份制问题本质，但将股份制皆源于天主教会，显然看得还不够深远。其实以色列人从摩西出埃及开始，就实行的是现代所谓股份制的经济管理方式（如约柜的建造，打仗的方式，摩西给各支派分地等），这种经济方式一直保留到了大卫建立王国时期（撒母耳记30章，所罗门建圣殿等）。在新约中，福音的传播和教会的建立的原则中隐含了今天股份制的精神，这才有天主教会的管理方式的源头。股份制为何产生在西方基督教国家而非东方，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江登兴在他的文章“清教徒与马萨诸塞共和政体”一文中指出：1628，该公司有权在马萨诸塞湾区域建立定居地。该公司1629年改组成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皇家特许状授权公司全权统治其所领有的区域。1630年公司股东层携数年名清教徒移居马萨诸塞。公司选举出来的总督温思罗普及十来个股东本来有权力统治该公司领有的区域内的全体居民，然而他们还是想为自己的政府获得更广泛的民意基础。到新英格兰后，他们把公司改组成一个自治政体。1631年他们接纳一百多名男子为公司成员，在公司集会上有投票权。后来公司与殖民地合并，但是只有清教徒才有资格成为自由人。后来他们所建立的实际上是一个自治的共和政体，一个清教徒的共和国。所以关于马萨诸塞，是一个从公司演化而来的政府。而且是由一个有清教信仰背景人公司演化来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实行于清教徒内部基于兄弟之爱的民主平等原则被推行到政府的运作中，并进而推行到整个社会的治理上，这就是清教徒对于美洲宪政的贡献之一。
诚如韦伯所言，基于基督信仰的而非血缘的信任，使得陌生的人们才有可能共同经营一项事业，使得股份制才有可能。股份制的核心是责任和利益均与投资成正比，体现诚信公正平等的信仰原则。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只强调生产劳动者的在生产中的价值，完全无视资金和管理者作为人的应有价值和地位，源于他对时间、管理、人性、信仰的错误的物化的“唯物”主义衡量标准。公有制的社会革命理论，动机看来不错，但由于以人为神，所以必然导致专制和强权，因为他们忘了人的败坏本性靠自己是无法约束的。
人权无国界和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赖以建立的信仰基础。假如你看看世上的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你会发现圣经所说的是真的：人所相信的是什么，他们也就成为那种人，“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23章 7节)看看印度，一个数千年来停滞在贫穷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人们所相信的，正如它的教义所教导的，世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事物是重要的，那些外在的、看得见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因此，你不用试着改正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而要试着从中逃脱，结果就是导致“进步”的死亡。这种相信轮回转世的信仰便是造成这个国家贫穷的最大原因。所以《圣经》里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
在涉及经济的发展时，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一项事实，在美国我们已经看到完美而几乎是实验室经验的社会主义。讽刺的是，美国——这块自由企业的乐土，竟是从社会主义开始。
根据布雷德福州长的报告，在 1620年清教徒首次到达殖民地时，当时的领袖都肩负着跟随探险商人的义务，而这些人所设计的即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策略。虽然他们的想法很仁慈，但这些想法却对社区造成毁灭性的伤害。他们当时保持凡物公用的作法，认为人们工作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那应该会创造极大的快乐、满足与繁荣才是。
结果第一年的成绩是极大的农作物欠收，许多人挨饿。而在人们极度的需要及多人饿死及病死的状况下，接续的一年情况仍然继续发生，在那时，半数的殖民地人口都已死亡。因此，在1623年布雷德福宣告自此以后，这种凡物公用的实验，即社会主义的实验，将正式放弃，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可在其上耕耘并照顾自已的家人。如此，他们实践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1O节所说的：“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结果是人们快活地工作，那些装病的男人现在亦积极地回到田野中工作，甚至女人也迫不及待地去工作。在此之前，女人在田野中工作被认为是一项暴行，而现在她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快乐地为家庭付出劳力。结果是接下来的一年迎接了一次极大的丰收，一场盛大的感恩节在美国全地展开了庆祝。假如当时这些人没有走上私人企业之路，清教徒最后的命运似乎就是死亡。
请注意：当社会主义被放弃之时，感恩节就被建立！当社会主义在美国死灰复燃，感恩节也就自然遭到淘汰！这是美国的历史——也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的一课。
今天，数百万计的人正在享受这不可思议的财富，却不知道最初是在基督徒的体系下所铺的路，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恐怕也只有一天过一天地糊口度日了。关于基督教对经济上的正面贡献，诺布克(Wilhelm Roepke)还有最后的一些话要说：“自养及舍己的教义，是政治经济的基础，在新约及《国家的财富》一书中都很清楚地写到这点”。这是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rd Acton)大胆地告诉我们的事情，他还补充说：“人类是一直到今日的世代才认识到这点。”
“基督徒财务观念协会”(Christian Financial Concepts)的创办人及负责人赖瑞柏奇(Larry Burkett)，指出圣经中至少有超过七百处提到了金钱，其中说到经济的部份比任何其它的主题还多。他写道：金钱是如此重要的主题，基督所留给我们的比喻中接近三分之一都是提到金钱的使用及处理，光是这点就足以告诉我们：了解神的财务计划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
关于经济圣经说了些什么？单只在十诫里，我们就看到对私人财产坚定的认可，私产也是所有良好经济的一个基础。“不可偷盗”(出20章15节)的训令，如同二十个世纪以来每位神学家所宣称的，是对私有财产的一个神圣保障。假如我对此物没有所有权，我就不能从别人那儿偷走。在十诫中，我们更进一步的看到这样的命令：“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并他一切所有的。”(出20章17节)再一次我们了解到关于私产的清楚教导。
这是非常受到批评的一点，因为私产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而私产常被定义为“生产工具的一种私人所有权”。张伯伦在书中解释道：
“不可偷盗”的意思指明圣经鼓励私产——因为假如有某一样的事物不属于第一顺位之人，它可能被偷窃；“不可贪恋”意指即使当一个人只是有打算夺取他人之物的想法，都算是有罪的——对社会主义者们而言，不论基督徒与否，这些问题是他们从未图谋辩解的。更进一步来看，禁止假见证及奸淫，意思是婚约应受到尊重，言行不一致更要远离。至于十诫中的“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乃是在暗示一个社会的建构要素及延续单位是家庭，而非政府。借着延伸或推论，洛克信条(Lockean Creed)全在这里：生命的权利、自由及文持生活必需之财产的权力，以及让这自由的家庭单位一透过它的爱和拥有一成为在上帝所赐的土地上得以长久的担保者的重要性。那些阅读圣经的拓殖者，并不需要十七世纪末政治科学的诡辩家，他们乃是古人的子女，是西方人士所熟知最古老智能的承继者。
另外一个对资本主义的兴起有贡献的圣经基础，是劳动乃是神所赐的责任。工作既不是应当避免的诅咒，也不是只有当需要时才追求的活动。相反地，神在人堕落之前乃是命令人要管理园子，甚至在犯罪之后(虽然因堕落及诅咒的结果变得更坏)，工作仍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基督降世之前，古代国家中的人轻视那些诚实的工作，而将之交给奴隶来做，像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四分之三的雅典人及半数的罗马帝国是由奴隶所组成的。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中我们瞥见在古希腊时期的“绅士”是不必劳动的，当保罗访问雅典人，并在那儿传福音时“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徒17章21节)
但耶稣大举革新劳动，借着拿起锯子、斧头及刨子，他赋予了劳动一种新的尊严。在过去的几世纪中，凡福音进入的土地并使之行其道的，当地的奴隶及农奴就被改换为工作阶层的普通人。没有工作，任何人都无法完成神在今生所赐下的“实习阶段”。
基督教在经济上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复式簿记及会计，这是由一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籍的圣芳济修会的修道士遗赠给后世的。帕修黎修士(FraLuca Pacioli)被认为是现代会计之父，149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 Summa de Arithmetica, Geometria, Proportioni et Proportionalita的书。这本书主要是处理数学上的问题，但其中一章是复式簿记，这复式簿记后来成为现代会计的基础，歌德(Goethe)说这是“人类智能最好的发明之一”，经济及社会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说：“复式簿记与伽利略及牛顿系统是在相同的精神下出生的。”
帕修黎的工作荣耀了神，他的目标是写下科学与数学神学，他要将此类学问“带出图书馆”，应用在实际的市场经济上。他在书中写到人应该以“奉神的名”开始他们所有的经济交易，他发展出的方法学永久地改变了商业的未来，也引导出商业欣欣向荣的发展。他的天才会计等式——资产﹦负债﹢资本，今日已被广泛地使用，这位耶稣基督谦卑的仆人已经对这世界提供了一项重要的商业工具，并将之献纶神以彰显更大的荣耀。
基督徒的工作伦理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我们对所做之事情上有一个目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荣耀神而做。“工作就是天职”，在任何事上都要做的好，做任何事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做。这是神的要求，它成为很多基督徒的座右铭。
第二，我们不再忧虑、焦急，这些因素都会挫败及限制人们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腓4章6节)，基督会供应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一切所需，唯一的要求就是完全顺服神的命令而不是个人的私欲。
第三，我们会得到神的帮助及支持，他给我们额外的能力来完成我们的任务。“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31-33）
第四，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新智能及新点子，“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能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的神。”(雅1章5节)
第五，我们这群蒙救赎的人得到了保护及继续前进的力量。即使在遭遇失败的时候，这也就是神学中所总结的一句话：“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耶稣基督反复告诉门徒“我永不撇下你们”。
就是由于这群蒙救赎的百姓已经被赐予了前进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生产更多，因此，他们能够给的也就更多，其能省下的也多，以致能够投资在生产的工具上。这是为什么在美国建国一百年之后，美国人能够比其它各国的人都省下更多的原因。美国能够投资在更多的生产工具上面，使得工厂里的工人及农民在平均分配上拥有更多更好的工具，并且比任何其它国家的人更能有效率地使用这些工具，因此，他们能享受到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
如今这种经验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国家中亦被重复使用。在与美国相比之下，他们也沿用同样的方法以使自己变得富有，这些人在成为基督徒或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天主教徒之后，或者建立了在基督信仰影响下的各种制度后，就会有效的抑制人性之恶，充分发挥人性之善，从而使家庭和国家变得富有幸福。他们对在基督信仰条件下建立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启示）的研究，使它们变得富裕强大。虽然他们因不信基督难以避免必然走向灭亡，但毕竟因部分遵循神的自然法则而得暂时的幸福。
四、研究结论
基督教信仰和教会长老制管理方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当然不止上述政治制度和企业制度，但对当代的中国基督徒而言，认识《圣经》给与我们的管理制度，按照《圣经》原则管理教会则是一个更迫切的任务和挑战。在这个时候，研究长老制的管理制度对基督教会和当代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企业管理制度的影响，意义重大。而对非基督徒而言，透过眼花缭乱假冒伪劣知识，找到真理的源头，遵循耶稣基督的教导，无论对企业管理还是个人，也是同样的重要。
对教会的影响：如果说公理制是全员民主选举，主教制是指由上至下的专制集权制，长老制的管理方式实际上是共和制。由于受人本主义和进化论的思潮影响，很多基督徒甚至教牧人员，撇开《圣经》管理原则，用人本的管理方式管理教会，甚至将共产党人的组织管理方式用到教会管理上，如中国官方“三自”教会的管理制度（详见中国基督教协会章程），东正教也有类似的情况，无意中成了苏联共产党的产生的精神摇篮；而德国法西斯的产生，作为德国国教的路德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路德宗的管理原则类似天主教，不同点在于王权高于教权。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教会的复兴，大量家庭教会应时而生，发展到今天已初具规模，原有的本色化的家长制管理已不能适应家庭教会的发展，所以21世纪中国家庭教会在教义上开始以回归《圣经》，以改革宗神学作为方向。为大多数人们所忽略的是教会管理也同样应该回归《圣经》——长老制的管理方式。可惜在这一方面缺乏应有的研究深度和可操作规范，这正是时代对基督徒学者提出的任务，而学者们需要从《圣经》中寻求答案。
长老制作为共和制管理方式，对于教会的牧职人员，既非全部民主选举，也更非有升任命，而是三者结合：牧师（教师、教士）有上帝特别呼召，教会认可；长老由民主选举或牧师直接按立，得到牧师认可是决定性的，民主只是参考；执事可以全部民主选举产生，2-4年以换届。但对违反《圣经》原则的选举和决定，牧师有最后否决权，因为他受上帝委派管理教会，首先对上帝负责，其次才是对其他人负责。如果民主选举，摩西早就被反上帝者赶下台了。
根据教会传统，牧师由牧师团考核按立或免职，一旦按立则终身有效。牧师如有违反《圣经》的异端、奸淫、贪财则终身不能再任牧师；长老无上述罪犯，也是终身职分。牧师不能有产业，必须仰仗教会供应，这使得他的所有"利益”都与教会直接相关联，无论是因信仰或生活，他都是教会中最忠于神的人。而长老可以有产业，所以他需协助牧师管理行政等等以保证神道的传扬。执事的选举，给会众一定的参与管理机会，提供一定的民主性。
对国家制度的影响教会长老制的共和制度，不但衍生出了股份制的企业管理制度，而且有此发展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共和制国家制度，而且也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成功有效的制度，所以有美国总统说：“美国的事业就是企业”。但很多天真的人竟以为，只要引进制度，就可以繁荣富强，他们忘了制度不能脱离思想本体而单独存在，“橘生淮南则为枳”。
长老会怎样以一个教会的角色影响美国的建国。罗波特（W. H. Roberts）在一次长老会的总会*（General Asembly）发表演说提到：“七十五年来，长老会是美洲大陆上唯一具有今天共和政府的规模，又可以代表美洲大陆全体人民意见的团体”。他又说：从1706年起，直到独立战争开始为止，唯一持续存在，并且具备国家组织规模的政治团体，就是美国长老会总会。当时的殖民地从新英格兰到乔治亚，无论教会团体或政治团体，唯一从殖民人士本身取得权柄，并且行使这权柄管理各地美国人的，就是长老会总会。我们该记得，美国在十七、十八世纪，各殖民地虽然都依附於大不列颠帝国，但是彼此并没有隶属关系。类似美国殖民地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这样的团体直到1774年才成立。当时美洲大陆在宗教界的情形和政治界相似。新英格兰的公理会并没有形成一个联会，除了政府赋予的权柄之外，他们本身并没有权柄。圣公会当时在殖民地还没有组织，要靠英国的国立教会在财物与事奉上支持，他们也满怀热忱，矢志效忠英王。荷兰改革宗教会在1771年之前还不是很有效率的独立组织，至於德国的改革宗教会，要到1793年才成为有效率的独立组织，浸信会众教会各自独立，循道会几乎没没无闻，贵格会则根本不主张打仗。
当时只有长老会派代表，每年召开总议会*（General Synod），并且如罗波特博士所言，长老会成为“各自为政的殖民地人民彼此团结互通的凝聚力”。他接著说:“在长老会的影响之下，整个殖民地从长岛（Long Island）到南卡罗莱纳州（South Carolina），追求真自由的情操，与纯正福音的教义同时广传，更重要的是各殖民地之间，确实逐渐开始产生一体的感觉，这有什么奇怪呢？教会的民主共和体制在1706年到1774年间，是美洲大陆上唯一具有代表性，也是唯一发展完备，粗具联邦民主共和体制规模的团体，这件事关乎美国的起源，其重要性难以估计。美利坚共和国有许多地方多亏长老会这个美国最古老的民主共和体制，才能有今天的规模。”这当然不是说长老会精神是美利坚共和国唯一的建国精神，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宣称，〈西敏信条〉的信仰准则是美利坚共和国主要的建国原则之一，而且“长老会是第一个在美国教导、实行、并且文系这种政治制度的宗派，美国就是根据这种政治制度建立的。”
大到企业体制（如股份制），小到决策方式，现代社会莫不受益于耶稣基督。就连最反对基督教的“极左”共产党人，也在管理国家和企业中采取了长老教会的管理决策方式：如党委与行政的两条线管理体系，党领导行政，军队、政府、国营企业总体是教权（党委）高皇权（行政）。而“文化革命”中的早请示、晚汇报、公仆概念，均源于《圣经》。只是长老教会本身牧师与长老均要以《圣经》为最高真理标准，这就排除了人本和权利的随意性、独断性。当对神负责的绝对性变成对人负责的时候，人类的灾难就开始了，而遑论原初的动机多么好美好。
耶稣基督早就说过“我的国不在这地上”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总是以神的事为念，以《圣经》原则为最基本的行为原则，这就是长老会制度的教义原则“加尔主义”。在这里我们探讨教会对社会的影响，但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知道，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我们唯一的使命，拯救社会并不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但即使如此，因着神的真理光芒，这个罪恶充斥不悔改的社会也因着基督徒而得祝福，虽然那些人并不因此感谢基督耶稣，我们也不期盼。因为我们知道，荣耀神见证神才是基督徒一生唯一的“事业”。这也不断提醒每一个基督徒，生活就是天职，工作就是天职，为上帝而活，通过个人生命荣耀神，这才是我们永恒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