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校对工作
校对工作实际是编辑工作的延续和完善，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应成为编校队伍的重要组成。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校对工作的外部环境变化很大,校对工作也面临了新的挑战。如果把校对比作辛勤的园丁，那么校对人员就好比是勤劳的啄木鸟，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同时对校对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校对工作已由校异同为主向校是非为主转化,校对方式也由专一校对向校对编辑方向发展的趋势,因此，校对人员要具有政策理论知识、法律知识、标准化规范化知识。 还要有对工作负责的精神，责任心是搞好校对的关键，也是提高报纸质量的制胜法宝。
所谓“编辑从校对做起，校对向编辑学习”实则说的就是编辑和校对的关系，可用几个词来概括：同源、分流、合作、同归。所谓同源即校对工作是与编辑工作同时出现的。分流即是指在出版生产逐渐形成规模时编辑与校对也随之走向了分工。校对工作从编辑工作中分离了出来，但校对工作作为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基本属性并未改变，它是编辑工作的延续，是出版物文字质量的把关环节，将差错消灭在出版前也就保证了报纸的传播和积累价值。
校对是件需要有耐心和诚信的工作，要遵守校对的规律，实事求是。在校对中，要静下心来，去除浮躁，聚精会神，遇到问题要追根溯源，辨其真伪，去其糟粕。有责任的校对，它不仅以原稿为基础，还能脑眼并用，凭借自身的知识和经验找出原稿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或疏漏。做到了既校异同，又校是非。两者的结合就能使校稿质量达到准确完整，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求校对人员扎实的文字功底，还要具有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大都也有同感，有时陌生的东西反而出现差错较少，而较为熟悉的东西却容易犯错。那么，怎样克服这种思文定势，更好地开展文字校对工作呢?我认为，管理学中的“哥顿法”值得提倡。“哥顿法”是管理学中管理决策创新思文方法中的一个，它是由美国学者哥顿发明的，其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变熟悉为陌生”，即抛开对事物性质原有的认识，在“零起点”上对事物进行重新认识，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在文字校对工作中，也要提倡“变熟悉为陌生”，在校对时，把所有熟悉的东西当成陌生的东西，对每段话、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带着疑问的心态，抱着学习的态度去校对，然后把“学”到的东西与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相比较，看有无出入，这样就能跳出固有的思文定势，减少出错的可能，确保文字校对工作的实效性，提高为领导服务的水平。
校对人员还要做到对错别字具有独特的敏感性和高度的辨析力，善于从字里行间寻找出隐藏其中的各种差错。校对时的阅读以一个个的字、词、标点符号为阅读单位，力求发现其中细微的错误，在这种字字落实的过程中，往往进入一种咬文嚼字、字斟句酌的专注状态。
重视书刊的校对工作,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关于“校雠”的记载,虽然与现代校对意义有所不同,但在“消灭谬误”、“求其完整”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校对工作是书刊出版生产流程中的独立工序,其作用是将文字差错和其他差错消灭在书刊出版之前,从而保证书刊的传播和积累价值,处在编辑后、印制前的关键环节,是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最后防线,因而是最重要的出版条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导师非常重视校对工作,马克思亲自参加校对《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恩格斯更是参加所有文稿的校对工作,他认为,看校样“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中国新文学的旗手鲁迅先生,无论是自己写作,还是帮刊物编稿,都非常重视校对工作。“必须是精粹的本子,这才可以救读者们的知识的饥荒”,“精粹的本子”即是指文字、标点经过精心校对,没有错误的原书。《呐喊》一书,鲁迅亲自校对了五遍。经典作家和文化旗手这种高度重视校对工作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校对工作在许多人的眼中是枯燥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校对工作在所有人的眼中都是枯燥的，或者说，这并不等于说校对工作就真的是枯燥的。校对是保证报纸质量的重要环节，是对编辑工作的继续和补充。校对人员必须高度负责，认真细致，树立严谨周密、一丝不苟的作风。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校对工作的外部环境变化很大,校对工作也面临了新的挑战。
传统校对是以原稿为基础对校样进行核对，纠正原稿排录差错。随着技术的进步，计算机的应用，虽然省去编校人员大量繁琐的工作，但电脑也存在局限性，虽然容量大，速度快，但不能校是非，因此，校是非成为现代校对的主要功能。在这方面实际上也给校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责任心此时显得尤为重要了。如何适应这种变化，这就需要我们校对人员转变观念，本着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的精神，认真校好每一篇稿件，这样才不辜负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读者对我们的希望。
因此，必须持之以恒地重视校对工作，严把质量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