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期，以Das（1987）为代表的理论模型研究，就技术溢出理论延伸到竞争型研究领域。进入20世纪90年代，技术溢出理论突破原有理论分析框架，将技术策略联盟、网络外部性、博弈论等理论引入其中，大大扩展了该理论的研究领域。
在博弈论的运用上，Wang和Blomstrom(1992)将溢出视为跨国公司子公司和当地企业问策略性竞争的内生现象，构建了一个双方博弈的基本模型．一方面假定跨国子公司能意识到技术扩散的成本，另一方面假定当地厂商也能意识到溢出的存在。双方都可能通过其投资决策影响溢出水平：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溢出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的投资越多，其吸收溢出的能力就越强。
Kokko（1994）认为技术溢出的产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源于示范、模仿和传播，二是来源于竞争，前者是技术信息差异的增函数，后者主要取决于跨国公司于当地厂商的市场特征及其相互影响。按照kokko的分类方法，Koizumi&Kopecky、Das等的观点应归属于示范——模仿——传播一类，他们都认为技术效应是由于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而“自动”发生的，忽视了两者在技术溢出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Wang&Blosmstrom的观点属于竞争型，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取决于市场环境、跨国公司子公司与当地企业间的相互影响。
2．2 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
2．2．1国外实证研究现状
国外有关FDI溢出效应的实证文献很丰富。有关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始于20世界60年代，到90年代逐渐成熟，2l世纪又有了新的发展。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针对不同国家的检验，FDI的技术效应呈现出不同的结果。
1. 支持正向溢出的研究
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他选用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由此他认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着FDI的正技术溢出效应。
Globerman(1979)采Hj加拿大制造业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尔道国当地企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lomstrom和Wolff对墨两哥的行业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东道国厂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东道国厂商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率存在趋同现象，证实了FDI存在正的外溢效应。Chuang and Lin(1999)利用企业截面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R&D支出对台湾企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R&D支出对台湾企业产出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文请找QQ3249.114辣.文~论'文.网
此外，Schoors＆Vander Tol(2001)对匈牙利的研究、Blalock＆Gertler(2004)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Javorcik(2004)对立陶宛的研究，都提供了有关转型国家FDI存在垂直溢出的证据。
2．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
Cantwell(1989)对1955--1975年在欧盟内进行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当地企业面对竞争的加剧所做出的反应，发现跨国公司只对本身就很有实力的当地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而实力不够的当地企业不是被跨国公司挤出市场，就是能被抢占了市场份额。从而证明：FDI并不是在所有行业都产生了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是产生在那些技术差距较小的行业中。毕业论文
http://www.751com.cnAitken&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考察外资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外资所占份额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虽然研究结果表明在合资企业中外资股权比例越大，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但是这种外资带来的效率的提高被合资企业“内部化”了，并没有对内资企业的经济增长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与Aitken和Harrison的研究类似，Haddad和Harrison(1993)曾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也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溢出效应。
Konings(2001)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保加利Ⅱ与罗马尼亚国家的本地企业产生了一种负向效应，也就是说，市场竞争对本地企业的抑制和挤出效应大于技术转移对本地企业的正向溢出效应，而对波兰本地企业来说外商直接投资既没有产生挤出也没有产生溢出。
对于上述看到的有差异研究结果，经济分析家认为，FDI的溢出效应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受到东道国环境和行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并且，在所有获得正溢出效应结论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数采用的是行业层面数据，而在获得负溢出效应或无溢出效应结论的研究中，则基本采用的是企业面板数据。
很明显，学者们研究方法的设计与数据的选用对检验结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影响因素的研究
由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受到东道国环境和行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经济学家进一步展开了关于“FDI溢出效应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综合来看，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状况。技术差距一直被认为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持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本地企业越具有追赶和学习的空间，技术溢出越显著。
第二，东道国的吸收能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东道国自身的吸收能力有很大的关系。许多研究一致认为，要实现技术溢出效应，东道国就必须有充足的吸收能力，特别是人力资本存量必须达到外商直接投资所要求的最低门槛。Borensztein、6regorio＆Lee(1998)陶1的研究指出：FDI的流入并不直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而是受到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临界值的影响，即存在FDI溢出的“门槛效应(threshold effects)”。他还指出，仅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达到一个最低限度，即成年男性接受中学以上的教育达到0．52年，FDI才会真正起到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实质作用。Bin Xu(2000)m1对20个发达国家和20欠发达国家吸收FDI的研究也表明：欠发达国家技术溢出效果不明显，是因为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他提出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起作用的最低限度是达到1．9年。
第三，东道国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跨国公司只要能够文持其竞争优势，就不会把最先迸的技术转移到跨国公司子公司。竞争越激烈，溢出效应就越显著。
Sjoholm(1999)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中采用反映行业集中度的指标“Herfindahl”进行分组，研究结果表明，当Herfindahl较低时，行业中企业竞争越激烈，FDI的溢出效应就越明显。Blomstrom(1986)的研究也表明，竞争越激烈，外资企业引进的技术就越快越多，溢出效应就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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