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隐性知识创造
纵观国外学者对组织隐性知识创造的研究中，迄今为止，只有Nonaka和Takeuehi(1995)等人真正主张将组织隐性知识的创造作为知识创新的起点。他们明确指出，理解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间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互惠关系，才是理解知识创新过程的关键所在。此外，Etienne Wenger(1998)提出“实践社团”(community of practice)，认为组织学习过程始于组织成员的知识创造，而隐性知识的创造往往是在社团成员之间交流过程中逐渐清晰和明朗的。
国内学者对组织隐性知识创造的研究，大多针对隐性知识要通过组织学习与共享来创造，例如，认为组织隐性知识创新对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芮明杰，2006）；认为组织交互式学习对组织知识创新有正向显著影响（陈晓静，2009）；认为学习是一种隐性知识转化与共享的高级形式，也是一个有效的平台（梁启华，2006）。
尽管关于组织隐形知识创造的研究涉及共享、学习等大都是隐性知识创造的起点，但这些现代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应用外部激励促进员工的隐性知识创造，把员工看成知识生产的工具，忽略了员工的自我管理和对本体人的追求。
2.2 后现代知识管理述评
2.2.1 后现代知识观
国外学者对于后现代知识观的研究，起源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代表J.F.Lyotard（1979）发表的《后现代状况: 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梳理了当代科学、知识、信息等问题，以独特的“去中心”视界，将后现代主义是否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后现代时期知识观的研究。随后不久，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80）在《词与物》中预告了作为认识论主体的“人”在新兴的人道主义、后现代的认识空间中的消失，并在其《知识考古学》一书中，也就后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权力的息息相关的联系进行了深刻地描绘，认为“权力和知识是融合的”。迈克尔.波兰尼（2000）的《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批判了传统知识观的主、客二分的基础，认为传统知识观追求的是把个人的、热情的、人性的成分从知识中清除，提出了个人知识的概念。除此之外，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知识观被许多学者倡导，他们主张的知识是从科学层面关注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新体系，科学与内在的道德观密不可分，真理与美德也是不可分割的，都批判了现代主义科学知识观关于知识线性积累的增长方式。（米歇尔.皮特斯，1997；D.Bohm，1995；D.R.Griffin，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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