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思潮于20世纪80年代传到中国，由于其起源于西方，所以国内学者对于后现代知识观的研究来大多是对国外后现代研究成果的介绍和浅层分析。例如，吴国林（2001）考察了后现代知识的可能性问题，论证了不确定性是后现代知识的根本特征。任珂（2009）总结了后现代知识观追求的是意义的多样性、不断可生成性，亦即意义的不断可解释性。此外，也有学者对J.F.Lyotard的后现代知识合法化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他过分强调冲突与差异，忽视了共识，他的知识观并不完全“合法”（耿百蜂，2006；杜以芬，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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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后现代管理
温度湿度采集论文参考文献 国外对于后现代管理思潮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是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进入管理理论开始的，“后现代”是19世纪末期开始出现在哲学和艺术等学科领域中的术语。1957年，管理学大师P.F.Drucker在他的著作《未来的里程碑》(Landmarks of Tomorrow) 中首次使用“后现代世界”(post-modern world)这样的概念，但是他随后认为管理学的后现代性问题虽然开始受到关注，但影响有限并缺乏定义、表达和理论( P.F.Drucker，1960)。P.F.Drucker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创造了“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这个词，认为工人是一种有着全新思想和智慧的操作者，要时刻认识到自己对公司独有的价值和贡献，这一论调与后现代管理中认为员工需要体现本体价值的思想相契合（P.F.Drucker，1969)。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分析与比较的角度来对后现代管理进行研究，以不同态度介入后现代管理的辩论与理论研究（Richard M. Rorty，1987；F. Jameson，1992）。把后现代管理假定的普遍主义原则(presumed universalism)理论中的虚拟“宏观话语”称为“堂皇叙事”(grand narratives) ，相对于现代管理学用“合法性宏观话语”解释历史，后现代管理中假定的普遍主义原则的理论就是堂皇叙事的一种表达，并必须面对众多特定的管理现实和多元性情况（J.F.Lyotard ，1979 )；认为后现代管理的特征是为寻找解决由来已久的窘境的现代方式，并需要在持续不断寻找旧课题方面变得成熟起来（Stuart Crainer，1983）。
国内学者对后现代管理的研究较少，最具代表性的是将其定义为：“向现代管理学的基本理念发出挑战: 否定理性主义作为管理理论的基石，否定传统管理学人性的基本假设，否定管理的普遍主义意义，否定传统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 (罗珉，2002) 。罗珉认为，西方后现代管理思潮是一种新思潮和新理论的萌芽。虽然后现代管理还未能在管理理论上建立起一个系统严密的构架，但揭示了西方管理现代化发展模式及其内在矛盾与种种消极后果，这有利于我们认识后现代管理的价值。除此之外，与后现代管理有关的研究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有学者倡导创建“后现代管理话语”，将“后现代”概念作为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引入管理学，开辟一条对现有管理知识体系再认识、再聚类和再阐释的新途径（杜学森，2006）。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后现代理论进行深入分析。例如，把人文理念、科学技术和管理的经验事实三个方面介入到后现代管理中（刘晓善，2005）；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倡导的路径依赖理论分析后现代管理思潮，发现强调有限理性和未来状态是不可预测的，历史是不可复制的（严清华，2004）；提出将企业组织变革视为一个后现代管理所需要的敏捷性组织和和谐性组织（王铁骊；董亚丽，2006）。
纵观国内外对后现代管理的研究，学术界大多集中于描述性研究，仅仅关注于西方后现代思潮以及后现代与现代知识管理的浅层联系，因此，在我看来，人们对后现代管理概念的判断尚处于缺乏明晰界定的模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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