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从我国的特殊制度背景方面解释我国企业的并购行为，为并购动机提供新的理论解释（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将此解释简称为“制度理论”）。张新（2003）提出“体制因素下的价值转移与再分配假说”，认为我国特殊的体制环境导致并购交易是以转移价值为目的，并不能为社会创造净价值。谭劲松等（2005）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的10起换股合并案例分析发现，追求经济效率只是并购各方表面宣称的目的，而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利益博弈才是企业合并的真正动因。夏立军等（2007）以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检验了国企改革策略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对公司的治理结构有重大影响。更进一步地，“中国企业并购重组研究及政策”课题组（2009）研究发现，我国的宏观产业政策是导致国企发生并购活动的重要原因，其中，央企之间并购是为了实现国家政策目标，而地方国企之间的并购主要是为了落实国家产业政策。
为何国内学者未得出相关理论的一致性检验结论？相关理论之间是何关系？不同性质企业（国企与私企）在资源获取、政策支持、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别。作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企业性质导致了不同检验结果。另外，鉴于并购决策主要是由管理层做出，因此，高管行为特征对（高管自大理论）并购的影响最为直接，而制度背景（制度理论）、大股东控制（代理理论）和资源约束（自由现金理论）都是通过影响高管行为特征，进而对并购绩效产生的间接影响。本文分别使用2004-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发生的1029次国企并购样本和411次私企并购样本，对上述推断进行验证。
1.2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1.2.1 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Doukas & Petmezas ,2007;Malmendier & Tate, 2008; 吴超鹏等，2008;李善民、陈文婷，2009），使用事件研究方法，检验各个理论对并购行为的解释力，进而推演出各个理论间的关系。
我国同时存在着国企与私企两种类型企业，二者在制度背景、治理结构、资源获取等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方面正是制度理论、代理理论、自由现金流理论的解释基础。正如Andrade（2001）所指出，任何具有解释力的并购理论必须考虑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影响。为了更加切合我国实际，本文分别以深沪国有上市公司和私有上市公司2004—2007年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相关并购理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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