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美学的视野看汉赋与文学自觉
[摘要]创作主体的自觉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主观条件，汉赋接受的实际效应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客观条件。汉代文学观念的变化和文体辨析的意识、汉代社会的审美风尚以及先秦文化的滋养则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原因。
[关键词]接受关学；汉赋；文学自觉；审美娱乐性
汉代文学由于受政治、经学等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化、经学化的色彩。但汉代也是中国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具有鲜明的文学自觉化的倾向。龚克昌先生的《论汉赋》《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和张少康先生的《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魏晋始》等文均论述了这一问题。本文试图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并对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辨析。
要讨论“文学自觉”，我们必须先明确“文学自觉”这个概念的含义。一般认为，“文学自觉”是指作家有意识地在创作中追求艺术性和审美性。实际上，这种理解是不够全面的。所谓文学自觉，应是整个文学活动的自觉。而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完整的文学活动指“作者——作品——读者”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创作过程，作者赋予文学作品发挥某种功能的潜力；第二个过程是接受过程，由读者通过鉴赏来实现这种潜力。因而作品实际上存在于作品与读者之间往复交流的过程之中。因此，文学自觉应该包括创作主体的自觉和接受主体的自觉。
一、创作主体的自觉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主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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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主体的自觉是指作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文学活动的意义，能认识和掌握艺术规律，并在文学实践中有意识地遵循这些规律。创作主体的自觉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主观条件。
(一)赋作家群的出现
在汉代，出现了赋作家群。汉朝建立后，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各诸侯国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如《汉书·文三王传赞》载：“梁孝王虽以爱亲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货材，广其宫室车服。”但当时的诸侯国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文化、享乐等方面发展，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淮南王刘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汉初辞赋作家群首先在这三位诸侯王那里生成。到了汉武帝、汉宣帝时期，诸侯王的势力已彻底削弱，原来会聚在各诸侯国的辞赋家们渐渐云集到长安，成为皇帝的言语侍从。班固的《两都赋序》对当时的情形作了记载：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在这里，班固将言语侍从之臣和公卿大臣的创作情况分别论述，公卿大臣是“时时间作”，而言语侍从之臣则是“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这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对公卿大臣来说，创作辞赋是一种“余业”，而对言语侍从之臣来说，则是其在朝廷安身立命的“本业”。因此，言语侍从之臣可说是当时的专业作家。
赋作家群的生成，意味着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自觉、专业的创作队伍，这是文学走向自觉的基础。
(二)赋作家对艺术规律的自觉认识
在痴迷赋创作的同时，赋作家对赋的创作规律亦有了自觉的认识。谈到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提起的是《西京杂记》所记载的司马相如说的一段话：
合纂组以成文，列绵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司马相如之前，枚乘的《七发》实际上已涉及到了汉赋的创作：
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于是使博辨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
在这里，枚乘谈的其实也就是汉赋这种文体的内容和形式：从内容上看，汉赋是咏物之体，所写之物主要是山川自然等壮丽事物，能令读者得到审美的愉悦。从形式上看，汉赋连缀相类的事物，进行排比归纳，造成铺张扬厉的效果。可见，枚乘对汉赋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已有了明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