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美学的视野看汉赋与文学自觉 第2页 另外，扬雄则强调作赋应善于学习和模仿，他说：“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全汉文》卷五十二《答桓谭书》)。这与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创作规律的。据记载，扬雄早年热衷于辞赋写作，崇拜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所以“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扬雄注意到司马相如的赋“弘丽温雅”，表明他明确认识到汉赋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并将之作为追求的目标。 汉赋作家对艺术规律的认识，意味着文学创作已不再是盲目的、自发的，而是已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作《上林赋》《子虚赋》时，“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桓谭《新论》说扬雄作《甘泉赋》：“诏使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始成，遂因倦小卧，梦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后汉书·张衡传》说张衡创作《二京赋》是“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汉赋作家创作时的殚精竭虑体现了他们对艺术的自觉追求，使汉赋具有“丽”的特征。所谓“丽”，主要指文辞的华美。李泽厚认为：“正是这样，不怕去追求一种强烈地刺激着感官，使人心神摇荡之美，正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的一大成就。虽然这种美的追求在后来产生了堆砌、造作、轻佻、浮薄、萎靡等流弊，但从它打破儒家那种处处受着政治伦理束缚的美的观念来说，却是一种解放。”这种说法是很正确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汉赋作家不管在主观意识上还是在实际创作中都强调赋的“讽谏”功用。正因为这一点，不少论者认为汉赋并没有实现文学的自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文学是“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审美从目的上看具有非功利性，从方式上看具有形象性，从态度上看具有情感性；意识形态则具有功利性、概念性、认识性的特征。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意味着“文学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双重性质”，即文学既是无功利的也是功利的，文学既是形象的也是理性的，文学既是情感的也是认知的。可见，是否具有功利性不能作为判断文学是否自觉的标准。而审美性是文学的基石，汉赋作家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追求，使汉赋具有了强烈的审美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赋具有鲜明的文学自觉化的倾向。
二、汉赋接受的实际效应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客观条件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研究中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它把文学批评的重点从传统的文学作品的本体研究转向了对文学作品接受对象的研究。接受美学把没有经过读者阅读和检验的文学作品称为“文本”，经过阅读检验的才称为“作品”。尧斯认为，在文学进程中，不仅有作家作品，而且有读者。作品通过阅读才能表现出作品的价值。文学史是作家作品和读者的关系史，文学价值是作家创作意识和读者的鉴赏意识构成的。
因此，仅仅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探讨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关注接受主体对汉赋的接受。
不可否认，文以致用的精神一直是汉代文学思想的主流，《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上书对鸿都门学的看法：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固当志其大者。
蔡邕认为辞赋“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也就是说辞赋无益于政治，无益于教化。但从蔡邕对辞赋的否定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汉代人们已经意识到辞赋与政治、教化的距离。
实际上在汉代已出现了以文为娱的做法。《汉书·枚乘传》载：“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嫂戏，以故得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汉书·严助传》说汉武帝“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虞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蓄之”。另外，汉宣帝召令王褒、张子侨待诏，几位赋作家数从游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当时还发生了用辞赋为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治病解闷的奇事，由于疗效显著，太子得以康复，后来在后宫中形成了诵读王褒赋的风气：
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赋》，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汉书·王褒传》)
《汉书·王褒传》中还记载，汉宣帝刘询喜辞赋，“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他反驳说：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彀，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在这里，汉宣帝指出辞赋“与古诗同义”，“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但这更多的是为辞赋的合理存在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汉宣帝喜爱辞赋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它“辩丽可喜”，能够“虞说耳目”。而他用孔子肯定博弈的话为辞赋辩解，已表明他认为辞赋和博弈一样，都具有娱乐作用。这种重娱乐轻教化的观点与传统的儒家诗教观是背道而驰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当时不少人对汉赋的接受强调其“讽谏”功能，但实际情形却是，汉赋的“讽谏”效果远远不及审美娱乐的效果：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拒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汉书·扬雄传》)
或曰：“赋可以讽乎?”曰：
http://www.751com.cn/“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
扬雄已经注意到了汉赋的审美属性，并意识到了接受主体对审美娱乐性的关注。对此，李泽厚曾指出：“司马相如的赋区别于‘诗’和楚辞的地方，在于它处处自觉地讲求文词的华丽富美，以穷极文辞之美为其重要特征。虽然它也有歌功颂德和所谓‘讽谕’的政治作用，但构成汉赋最根本的特征的东西却在于它能给人充分的艺术美的享受，并以给人们这种享受为自觉追求的重要目的。”也就是说，从赋的接受角度来看，汉赋确实具有鲜明的文学自觉化的倾向。
那么，为什么汉赋作家会大量创作这种“欲讽反劝”的作品呢?实际上，这体现了汉赋作家创作的自觉意识。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接受过程在艺术构思中就产生了，作家要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并在艺术传达中不断修改，以适应读者的期待视野。汉赋作家创作的目的是“润色鸿业”，希望在圣明君主的统治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他们在创作时必然会考虑到接受主体——帝王的期待视野。《汉书·武帝纪》载有汉武帝在元光元年的贤良诏：
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成以书对，着之于篇。朕亲览焉。
汉武帝下诏要求臣子歌颂古今帝王的功绩，实际上更多的是希望臣子歌颂当代王朝。对这一点，作为言语侍从的赋作家应是很清楚的。如司马相如在创作《上林赋》时，就充分考虑到了汉武帝的阅读期待：“然此《子虚赋》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上林赋》极力夸饰帝王苑囿之大，物产之丰富，畋猎场面之壮观，借此宣扬了天子的独尊威势及大汉的无比强盛，极大地满足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也就是说，汉赋作家这种自觉的创作意识，是汉赋具有强烈审美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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