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真实的情感”与“思想深刻”
“思想深刻”与“思想健康”一样，常常出现在作文评语中，“思想深刻”其实是“思想健康”的进一步深化。在传统的作文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作文的思想既要正确又要深刻，即所写的作文能够给人启迪、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在回顾文学史时，我们发现这种作文教学观念的存在拥有一定的文学理论作依据。
儒家是古代文论系统中最注重文学工具性的一派，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到了宋代，儒家学者更是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观点，这个“道”指的就是文学承担着政治与教化功能，即所谓的“思想深刻”。
我们认为“思想深刻”分两个层次：一个是机械的理论层面；一个是思想感悟层面。政治化文学思潮是解放区革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时期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对“思想深刻”的要求很高。许多作家在创作时牢牢把握政治风向标，为了所谓的“思想深刻”甚至出现牺牲作品文学性的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柳青。柳青为了创作《创业史》，携家带口到陕西农村安家落户长达十四年。这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深入生活之后的作品，柳青这种完全深入生活的创作精神也令人敬佩。可这并不能使《创业史》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真实”作品。《创业史》是按照概念化的阶级划分来安排整部作品，它在当时被誉为“思想积极、深刻”，而正是这一点颇受后人诟病。关于《创业史》有一个有趣的争论：到底谁才是作品塑造的最出色的人物？柳青认为：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是梁生宝，因为梁生宝代表了以贫雇农为主的坚定地走集体化的进步力量，这个人物最能体现他立意的健康、深刻。与此相反，严家炎却认为：“梁生宝的塑造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典型意义却不及梁三老汉。”[5]两人对“出色”的理解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柳青坚持的是革命现实主义，严家炎恪守的是经典现实主义。在阐述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时，周扬认为：艺术有其固有的个性，现实生活中的形象是艺术的关键所在。正确的世界观虽然重要，但这世界观必须从生活中汲取形象，而不是从理论出发，现实生活才是产生伟大作品的温床。《创业史》中梁生宝形象的失色就是柳青机械化理解“思想深刻”的后果。“思想深刻”一直是教师评价学生作文的重要尺度，教师对它的理解应该避免机械化，而从学生思想感悟层面进行。“思想深刻”更应该是学生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感悟，是一种独特的心理体验。
总之，我们对“思想健康”与“思想深刻”的理解不能只站在成年人的角度更不能对它们作机械化的处理。教师要求作文立意正确、新颖无可厚非，但过分强调这两个标准，只会造成作文的虚假性。当学生的“真实情感”与“思想健康”、“思想深刻”相背离时，他们不敢在作文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往往用“小人大话”来取悦教师。长此以往，学生作文的积极性会受到挫伤。这种情况不利于提高学生作文水平更不利于学生健康发展。因此，教师应时刻把学生放在首位，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作文观，让作文成为表达情感的工具。
二、中小学作文中的“真实的材料”辨析
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作文写作中，材料就是米，要想将文章写得“色香味俱全”就一定要有丰富的写作素材。没有丰富的材料，学生想写好文章纯属天方夜谭。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向来重视作文素材的积累与选择，但他们常把握不准“真实材料”的含义，把“真实材料”与“典型材料”、“感人材料”相混，本论文将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对“真实材料”进行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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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 www.751com.cn 加7位QQ324~9114找原文（一）“真实的材料”与“典型的材料”
一方面，由于学生生活面狭窄，积累的素材本来就不多，写作时更是难以找到合适的材料；另一方面，很多学生在写作时不喜欢用寻常材料，而偏向于选取偏、怪的素材，似乎只有他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才值得一写，才够典型。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应该让学生明白：生活中处处留心皆学问。生活是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生活中蕴藏着世间百态，其中任何一点都是人们可能经历过的，是人们在生活中都会品味过的。作为中小学学生，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相比，对生活自然有不同的看法和感悟，如果能抓住这个独特的契机并悟出个人独有的“真”感触，必然会写好作文。以亲情为例，孟郊抓住母亲灯下为即将远行的儿子一针一线缝制衣衫这样一个小镜头，写出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千古绝唱；朱自清使用了稀松平常的材料——父亲为儿子买橘子，谱写了感人至深的散文《背影》。在政治化文学时期，表现“小我”的文学被越来越边缘化，受到人们的鄙弃。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文学界仍蔓延着“延安文学”的审美风范，倡导文学要反映时代风貌，张扬群体，隐匿个体，作品的取材多从宏观角度入手，成绩最突出的领域就是“红色历史叙事”。梁斌的《红旗谱》，场景宏大、格局开阔，其中所发生的事情多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作品中的人物多充满英雄气概，是顶天立地的大人物，但这种“大手笔”最终仍被归为粗糙艺术之列。而1987年兴起的“新写实”小说，则不再关注宏大主题与非凡人物，目光转向琐屑的卑微的日常生活。其中典型之作便是池莉的《烦恼人生》，作品记录了操作工人印加厚一天的庸常生活。作品场景平常且琐屑，事件也多是日常生活，人物更是卑微的小人物。然而我们发现池莉的“小人物”比梁斌的“英雄人物”更让我们动容，因为小人物的生活经历正如方方所说：“其实都是身边的事”[6]。印加厚所经历的那些琐屑的生活，我们大部分人正在经历或者早已经历，很多人有切肤之痛；朱老忠的农民生活却过多地渗入“革命生活”，他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我们对他颇感陌生。艾布拉姆斯提出了“文学四要素”，并认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值得研究。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家是神一样的存在，他们无处不在、无所不知。作者居高临下地告诉读者一切，而读者只能拜倒在文学脚下。而以池莉、方方为代表的新写实则完全颠覆了这种关系，它使作家与读者无限靠近，双方成为地位平等的朋友。这种新型的关系激发了读者的互动意识，引起了他们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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