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有关部门封杀《农民利益保护手册》一书，并对中央新闻单位采取强硬姿态，必然有它一定的原因。如果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说话，就会对中央电视台的人说，"你们站着说话不害腰疼"。是啊，高高在上的这些北京记者们怎能知道基层政府官员们的苦衷呢！你们又要博取农民的拥护，让农民说你们好，又要我们交税养活你们。没有我们这些人在底层跑前跑后，你们中央的官员和上层建筑怎能过得如此滋润！如果说农民负担重仅仅是因为基层机构臃肿，养活人太多，那也不全对，国家庞大的上层建筑那点不靠基层支撑！建国后几十年如果没有农村做贡献，没有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哪有中国城市的工业化！
的确，地方官员的牢骚也有道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中央的政策不符合国情，中央政策制定者不了解实际？还是地方利益集团太顽固，地方政府太臃肿庞大？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问题出在哪里。有人认为，目前在中国农村已出现了一个由地方官员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是一个权势集团，一个与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尖锐对立的集团。江西事件的出现，说明这个利益集团已相当顽强，已经敢和中央的政策相对抗。今后解决农民问题主要是朝这个利益集团开刀，即进行农村地区的政府机构改革和政体改革。但改革了这个利益集团之后，农村的情况是否就会好起来呢？我看未必。现在还是让我们找一下中央政策的问题。
不可否认，在中央政府和大城市里，有一批农民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关心农民的生活生存状况，同情农民，为农民目前的待遇鸣不平。他们很想改变农村的贫困状况，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即使这些人，至今也没找出正确的思路来解决农村问题。就目前政策面和思想理论面来看，大多数措施都是想通过轻徭薄赋或增加农民收入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和压力。但到目前为止，这两条路基本上已被堵死。减税在农村已经没有多大空间，如果再减税，那么农村的小学教育、公共交通等公益项目就要完全停止，大批的儿童就要失学。一个9年义务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羊毛出在养身上，农民哪来的钱供子女上学？ 第二条路，增加农民收入，希望通过农产品涨价是根本不可能的。希望通过改变种植结构，靠经济作物来增收，也只能是局部和暂时的。中国农村资源狭小的格局已从根本上杜绝了农民有剩余利润的空间。在一个人均土地资源仅1亩的农村，这点资源能让农民勉强活着就已经不错了。这种资源条件根本无力实现机械化和工业化，根本不可能有原始资本积累。许多没有外部环境因素作用的偏僻农村只有长时期地呆在贫穷落后之中。靠同情，靠舆论安慰无济于事。从这点来看，中央的政策的确有点理想主义，是有点脱离实际了。那么，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只有一条，那就是增加人均土地资源，减少农民的数量，向城市和工业尽可能地转移农村劳动力。如果目前中国的农村，每个村的人口减少一半，剩下来的村民日子就好过得多。土地集约化之后，生产效率会大幅度提高，农业机械化才有排场。
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目前在中国农村面前横亘着一对尖锐的矛盾，这就是机械化、业化与富余劳动力的矛盾。中国农村的机械化程度越高，劳动力的过剩就越严重。相反，劳动力越过剩，说明这一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越高。譬如，我的家乡山东烟台农村，许多家庭都购买了时风或巨力牌农用三轮运输车，购买了拖拉机、抽水机等农用机械，劳动强度大大减少，剩余空暇时间越来越多。富余出来的劳动力只有大量外出寻找就业机会，如果附近的城市吸纳不了这批剩余劳动力，他们只能无聊地待在家里。
工业化与劳动力过剩的矛盾
这一现象提出的问题是：是否让中国农村尽快实现机械化和工业化？说到底，是否让中国农村尽早实现现代化？建国50年来，农村的工业化不管怎么说是在或慢或快的发生着。这一状况可以用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统计数字来衡量。1980年至1990年，全国农村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1082亿元增加至3898亿元，年均增长13.7%。1990年至1998年，农村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增至17940亿元，年均增长21%。可以说90年代农村机械化进度大大提高。这一现象说明，建国50年来，中国农村的农业要素投入结构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资本要素正在不断增加，不断流入农业，农业资本和劳动的比率正在发生变化。目前，中国农业已进入资本替代劳动的加速时期。一场农业工业化的运动马上就要在中国农村展开。
3898亿元，年均增长13.7%。1990年至1998年，农村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增至17940亿元，年均增长21%。可以说90年代农村机械化进度大大提高。这一现象说明，建国50年来，中国农村的农业要素投入结构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资本要素正在不断增加，不断流入农业，农业资本和劳动的比率正在发生变化。目前，中国农业已进入资本替代劳动的加速时期。一场农业工业化的运动马上就要在中国农村展开。但是，在这场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尖锐的矛盾诞生了，那就是机械化和工业化导致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哪里转移？从理论上讲，这些劳动力只能向新兴的劳动部门转移，例如向城市的第三产业转移。但是，我国目前的转移机制存在巨大的问题，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困难，需要劳动力的部门又因为缺少廉价劳动力而发展不起来。
那么，我国目前在劳动力转移方面存在着哪些制度障碍呢？第一个就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人身歧视性的户籍制度。第二个障碍是地方保护，那些在计划经济下已形成既得利益的地区和城市不愿意自身利益受到侵犯，也就是说不愿意农民进城。第三个障碍说到底是国家不平等的人权理论基础和思想观念，将中国公民人为地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画地为牢，圈而治之，对其实行歧视性的国民待遇。说到底，目前中国农村的问题不是什么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的问题，而是国家的制度有问题。
由于这些制度障碍和观念障碍，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比其他国家慢了许多少了许多。以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为例，这四个国家在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期，都曾推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措施，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分别为1：1.5、1：2.9、1：2.5、1：1.9。将四个国家的情况平均起来看，第二产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第三产业相应地增加1.5到2.9个就业岗位。但在我国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1979年到1996年，乡镇企业中的第二产业职工净增7839万人，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等[不是第三产业的全部]仅增加2739万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为1：0.35。按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对我国乡村劳动力行业分布的统计口径计算，1984年到1996年，上述比例也不过是1：0.65。如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比达到1：1，20年间至少可多创造3000万到4000万个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要是比例达到1：2，那就要多增加大约1.5亿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中国的城市化率要比现状大大提高。由此可见制度的障碍对现实有多大。 因此，中国农村的农民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从《宪法》上落实国民待遇，打破不人道的户籍制度，给农民自由寻找生存空间的权利。只有这样做，农村的基层政权问题、机构臃肿问题、剩余劳动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那些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往乡镇政府里钻的人就可能外出谋生了，农村人口减少后，乡镇政府的规模和工作量自然就会变小和减少，农民的人头税负自然也会减轻。不从这一根子上解决问题，中国农村没有希望，只有矛盾的总爆发。现在，苗头已经看出来了。湖北省监利县一乡镇党委书记给中央的信就是一重要例子。当农民不堪重负之后，只有举家外迁，四处流浪，将土地撂荒，那时中国社会便要危险了。未雨绸缪，为时不晚，当局者要认清形势。但在这之前，首先是理论工作者要把问题搞清，把病根摸准，才能对症下药。总之，解铃还需系铃人。解除对人民群众的层层束缚，少一点特权，多一点平等和公平，一些问题都可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