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吴于廑的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吴于廑先生在文章的引言部分阐述了对历史之所以需要再认识的原因：其一是基于哲学的原因，如中世界基督教史学家认为历史由天决定，十八世纪启蒙史学家认为人的理性可以改变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生产的进步使历史演变的基础。其二，有决定意义的心事了得发现，如线形文字的发现，甲骨文的发现及古代文明一致的发掘等。其三，某种历史事件在发展尚有潜在的力量，在一个时期内只能发展到一个限度，所以在这一时期内的历史学者不能充分的认识它，这就要求后一时期的历史学者进行再认识。还有一种原因，吴于廑先生称为观察历史广度的变化，“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因生产的发展“消灭的越来越彻底，历史也就愈来愈大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在引言以后主要谈了亚欧大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形成与并立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冲击及冲击的历史作用和历史限度。
农耕大约开始于由旧石器到新石器过渡时期，畜牧大约也发生于这个时期。这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发展的一次飞跃。在这个时候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农耕中心包括西亚、东亚、东南亚、墨西哥、秘鲁地区；另外还有撒哈撒沙漠以南的非洲内地。形成农耕中心后，慢慢的扩展到了其他事宜农耕的地区。
农耕出现的时候伴随着畜牧。人类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从植物的驯化到农耕，另一条是从动物的驯化到游牧。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亚欧大陆自东往西，经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直到欧洲境内的喀尔巴歼山，大体上构成了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分界线。
吴于廑认为，农耕生产的增长率比游牧生产的增长率要快。这就造成了农耕区的富庶先进和游牧区的贫穷落后。当然两者之间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接壤地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在这里，发生和发展着两个世界间的各种交往和矛盾。和平是主要的交往方式，同时有伴随着暴力。
吴于廑把两大世界的矛盾爆发为暴力的形式，自古代起，直到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分为为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三次冲击的浪潮。第一次大约在公元前二千年中叶，开始了北方各个游牧部落的入侵。第二次大约发生于二三世纪到五世纪，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的汉王朝击败了北方的匈奴部落，迫使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内迁，接着乌桓、鲜卑等部落先后在北方建立了十几个政权，被匈奴赶走的大月氏五部之一对印度地区进行了冲击，同时亚欧大陆的西罗马帝国在同一时期内也面临着游牧民族的入侵。第三次发生于十三世纪，由蒙古人引起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这是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广的冲击。冲击的范围包括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欧和中欧。
在三次冲中，部族构成有明显的变化。卷入的部族最多的是第二次，有匈奴、鲜卑、拓跋各部、突厥人、塞人、白匈奴、阿尔瓦人、西部印欧种人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等；第三次卷入的种族则大大减少，主要只是蒙古人和突厥人，但却是影响最大，范围最大的一次。每一次冲击浪潮的结果大约都是来自游牧世界的游牧部族被同化于农耕世界之中。农耕世界在军事上和游牧世界相比处于劣势，但在经济和文化上较之游牧世界具有先进性，最终结果是吸收、同化了这些冲击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公元前后三千年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冲击使得农耕世界的日趋扩大，游牧世界的日趋收缩。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结束后，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十四、十五世纪之交。亚欧大陆上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历史矛盾运动至此基本终止。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为历史之发展为世界史带来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影响。首先是加强了双方的交流，彼此都向对方学得自己所缺少的某些技术。而入侵农耕世界的游牧部族从农耕世界接受了更多的东西，除了一些较先进的技术外，还从农耕区学习了一些先进的思想文化，例如蒙古人从汉族地区学习了汉族的儒家思想等。另外，还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通联系。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在客观上促进了亚欧大陆东西之间的陆上交通；阿拉伯人的帝国除发展了亚欧两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而外，还发展了连接红海、印度洋、西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从马克思唯物史观方面看，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冲击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由于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往往是以暴力的方式企图征服农耕地区，在征服一个地区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杀戮与血腥。这种破坏对被侵入地区、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在一个时期内，往往会发生促使停滞甚至倒退的作用。世界历史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常与暴力相伴随，游牧、半游牧部以暴力进入农耕世界，一旦扎根定居下来，那么，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却又往往抵制不了他们曾经破坏过的经济和文化的吸引。随着时间的延续推移，他们及其后代，也就构成遭到破坏后的农耕世界历史继续发展的因素之一。
在第三次冲击中，中国的元帝国的建立者——蒙古人，起了主导的作用。我们知道，蒙古人的杰出领袖铁木真，以其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并征服、灭掉了周围的一些部落和国家，其后继者忽必烈，窝阔台等相继征服了南宋等一些国家，其疆土东到日本岛，西到罗马、埃及，南到印度地区，北达北冰洋，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强大帝国——元帝国。蒙古人对农耕世界的影响无意识巨大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也没有避免被同化的命运，例如公元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后，大肆的进行了破坏和屠杀，但是在伊儿汗国建立后，他不但接受了伊朗文化，而且加以扶植，其后代更是皈依了伊斯兰教。再比如元在征服金，南宋后，把大批的土地赐给贵族，用以放牧，大大的破坏了农耕取得农业发展。但不久就被农耕区的儒家思想所同化、吸收，接受了儒家思想开始注重农业发展。从三次冲击来看，农耕世界的文化一直显示除了强大的“同化性”。可也说游牧世界在军事上征服了农耕世界，而农耕世界却在思想上征服了游牧世界。从世界历史的全局着眼，来自游牧世界的各部族被吸收、融化于农耕世界，接受了农耕世界的先进经济和文化，这应该认为是历史的一种发展，尽管这种发展往往伴随着野蛮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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