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市和农村收入的不平等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收入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与降低贫困有着重要的关联。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文献对此研究。
图1显示了从1952年到1998年城市对比农村，真实的人均消费比例，可以以此来说明城乡收入不平等之大。
从长期来看，消费比收入更加能测量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前期，消费比例一直在2.5以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达到了最高的3.7。经济改革引入了一系列减小城乡分割的政策。例如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采用家庭责任制，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和城市转移限制的减少。其结果是到八十年代消费比例下降到了2.5以下。
然而，经济改革未能建立一个持续缩小城乡差距的环境。从八十年代中期后，国家的政策变为对农村人口的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农产品价格停止上涨，但农业产品投入成本却在上涨。国家对城市和工业的巨大投资是以农村和农业为代价。
除了有利于城市居民的工业政策，在城市的民工不能享有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福利。在平行市场上他们不得不支付更高价格去获得这些服务。制度上的屏障导致了很大的城乡鸿沟，这种鸿沟通过移民也无法弥补。所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城乡人均消费比例有了上升。
中国城乡消费的巨大差别与其它国家同样的问题形成对比。通过分析三十辣个国家的数据，Yang和Zhou（1996）指出很少有城市收入超过农村收入两倍的。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例都低于1.5。
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可以从我们做出的1998年家庭调查数据上得以确认。我们在省和国家额水平测量了城乡人均收入比率。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收入比率不同与消费比率。既然我们没有1998年的消费比率数据，我们只能在下图中列出收入比率。
各省间收入比率的不同表明了地区间城乡收入的不平等性。比率范围从浙江的1.12到甘肃的3.33。全国的比率范围在样本的2.37和官方公开的2.15之间。
五、 对2015年农村贫困的预测
在测量贫困，对比城市和农村部分时，虽然我们使用了更高的贫困线，但实际上农村贫困依然远高于城市。因此这部分将集中预测2015年农村的贫困。由于国际上更容易使用高贫困线，因此本文对贫困的预测也使用高贫困线。在评估之前，有必要指出对未来贫困水平的预测并没有简单的方法，因为贫困受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在中国经历着程碑般的变革的背景下，这种预测是一种冒险的行为。最好的情况，我们的预测能对未来提供一个大致的轮廓。最糟糕的情况，最终的预测没有一部分和实际情况相符合。
本文使用四种选择性的方案，来关注中国从1990年到2015年，能否降低贫困人口的一半，这一目标是由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提出的（Hanmer&Naschold,1999）。
首先，我们需要评估1990年的贫困程度，数据是基于本文和官方的数据。假定从1990年到1998年人均收入继续按1980年到1990年的趋势增长，这就是说这段时间农村人均收入每年增长3.024％。这段时间，农村基尼系数增加非常快，从0.38增长到了0.46。使用收入的贫困弹性和基尼系数，用较高的贫困线来测量1990年农村贫困程度，得出的比例是24.68％，贫困总人口是2亿2千3百万。
收入的贫困弹性和基尼系数来自前文中的表五。测预贫困将从下面这个公式开始：
(2)
、 、 分表示贫困的年增长率、基尼系数和人均收入； 和 分别表示贫困户的基尼系数和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也来自以下两个假设。一个假设与中国经济发展计划（2000年到2010年GDP翻一番）相符。根据国家发展计划，平均每年GDP增长率为7.2%。从1985年到1998年的数据来看，GDP每增长1％，农村人均收入增长0.24%(城市增长0.60%)。以此得出，按计划的GDP增长率能提高3.024％的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从1985年到1998年，每年实际人均增长率比计划低4％。1980年到1998年更低至5.36%.因为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因此在接下来的15年预期按同样的增长率是不现实的。较为保守的估计，年均7.2％的GDP增长率是比较现实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对于农村人均收入我们作出了同样悲观的预计。假设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只是预测的一半，或者是1.512%。由于一些无法预测的原因，低增长率也许显的似是而非。例如，如果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国的GDP增长没有达到翻番，或者由于城乡不平等扩大，致使农民权益受到更大损害，那么农村收入增长还是会放缓。在改革时期，农村收入的低增长是无法预测的。经过1978年到1985年一个段时期内的高速增长，从1986年到1994年，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是低于1％的。
对于每种预测的人均收入增长，通过收入的基尼系数乘以收入增长率，我们可以得出相应的基尼系数的增长率。在1978年到1994年，我们可以看出基尼系数的变化是随着不平等性和收入增长相互关系的历史趋势来变化的。经济改革前，中国农村社会曾是相当平等的社会。因此在1978年基尼系数是相当低的（0.21）。经济改革之后，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的是不平等性的日益扩大。到1990年，基尼系数变为0.38。上世纪九十年代基尼系数增长尤其快，到1998年达到了0.46（见下表）。如果在接下来的15年，基尼系数仍想过去的二十年一样快速增长，中国农村将会变成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会。
另一方面，一旦基尼系数的价值增长到一个特定的高度，进一步的收入增长将不会导致基尼系数的进一步增长。如果政府的政策优先解决贫困同时用各种方法消除不平等，那有可能出现没有恶化收入分配下的收入增长。这个假设似乎在未来的中国农村不太可能。
因此，我们依然认为收入在增长，但不平等依然在扩大。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提出了四个从1990年到2015年对贫困预测的模型。其假设如表辣所示。
模拟的结果如表7所示。每年的详细模拟没有列出，但根据要求将会得出。 假设一基于一种乐观的估计，收入增长达3.024%同时很低的不平等性增长。估计贫困率将会下降69％。到本研究的结束时期，贫困人口的比率将达到7.7%，贫困人口达到7千9百万。基尼系数达到0.57。
假设二同样基于一种乐观的估计，不过是较高的收入增长伴随较高的不平等性的增长。这种假设预计贫困率将下降61％。到本文研究的后期，贫困人口将会是9千9百万，基尼系数升至0.62。
假设三基于一种悲观的估计，收入增长率达1.512%,不过是较低的不平等性增长。预计贫困率将会下降43％，基尼系数增至0.51.
假设四同样基于悲观的估计，收入增长缓慢，不平等性增高。预计贫困率下降43％，基尼系数增至0.54。
综上所述，除去假设四，中国都能够完成到2015年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目标。在两个高增长的假设中，贫困率下降的目标很容易实现。在低收入增长的假设中，目标刚刚实现或者不能实现。由此得出无论在那种不平等性的水平中，收入增长依然是决定消灭贫困的必要条件。然而，不平等对于任何水平的收入增长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较低的不平等的增长环境下，贫困程度的下降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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