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热爱人类的人，然而处处被人类的阴险毒诈所伤刺了以后，就不得不厌弃人类，厌弃社会了。④
郁达夫对卢梭的这段评论很能说明他自己。表面上，郁达夫确实有些厌弃人生，他觉得“人生的一切都是虚幻”（《过去集•北国的微音》）；他把自己的生活称之为“只有眼泪与悲叹”的“残败的历史”（《寒灰集•自序》）；他在世上只看见黄灰色；他仿佛“看定了人生的运命”，好像厌倦了生活，甚至载作品中企图自杀，欣赏“自己的死灭，精神的死灭”……然而，所有这一切厌世的表白，绝望的呼喊，恰恰证明了他的“心”并未真“死”！倘若精神真的“死灭”，他还要在文学中愤世嫉俗、自伤自悼做什么呢？早在二十年代就有人指出：郁达夫“表面上似是嫌恶人生而赞美死，其实是酷爱人生而不愿死”，他是“求理想的生活而不得”，才“以死压人”，因而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求生不得的可怜”。⑤
在感情实质上，郁达夫强烈地爱着人生！他有美好的社会理想，他有光明的生活希望，他带着诗一般纯真的感情去想象去触碰人生。是严峻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的理想和希望，是混浊丑恶的社会嘲弄了他的诗情与天真。的确，在黑暗面前，他无力勇猛搏击，而是深深地陷于伤感的泥沼；但他的内心深处，却依然迷恋着社会，酷爱着生活。“忧郁”与“理想”是郁达夫精神的两个极端，他比正常人更敏锐地感应着世间的罪恶，他又比常人更痛苦地渴求正义和美。他之所以要苛刻地谴责自己“对人类、对社会，甚而至于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一点儿也没有做过”（《寒灰集•自序》）正是因为他确信：即使是个“零余者”，“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⑥不幸的人们可以抱怨社会，甚至诅咒社会，却不能回避对社会的责任。这种为人生尽职的良知与信念，在他身上不仅没有泯灭，而且是经常在驱迫着他，构成了郁达夫艺术生命的内在动力。他不是虚无主义者，他并没有否定生命，更没有否定自我，所以也没有否定一切。他自己正是要竭力肯定生命，突出自我，表现一切。
3.2 郁达夫的“忧郁情结”，消沉是表象，反抗是实质。
正因为他的心并未真正“死灰”，正因为他执著地爱着人生，所以他作品里的忧郁感伤就不仅仅只是忧郁感伤，而是在消沉的表象下隐伏着积极进取的本质因素。郁达夫的一生，始终站在黑暗社会的对立面，他曾表白过自己的立场：
我想以一己的力量，来拼命的攻击这三千年来的恶势力。我想牺牲了我一己的安乐荣利，来大声疾呼这中国民族腐劣的遗传。我想以一枝铁笔来挽回那堕落到再无可堕落的心。⑦
在政论性文章中，他鼓吹革命，正面抨击黑暗；在文学创作里，他愤世嫉俗，倾泻个人哀愁——虽然表现不一，但反抗的实质却是相通的。面对复杂的社会动乱与严重的人性被扭曲的现象，艺术有时也可能以一种不正常的形式（比如追求病态美，夸大丑恶，突出畸形，歌颂荒诞等等）来加以反抗。
郁达夫在《寒灰集•自序》中有这样一段告白：
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杀贼。我只希望读我此集的诸君，读后能够昂然兴起，或竟读到此处，就将全书丢下，不再将有用的光阴，虚废在读这些无聊的呓语之中，而马上就去挺身作战，杀尽那些比禽兽还相差很远的军队。那我的感谢，比细细玩读我的作品，更要深诚了。
郁达夫如此过甚其辞地贬抑自己的感伤艺术，正说明他希望他的感伤艺术能间接产生某种积极效果。当然，个性主义的感伤情调，可能导致消极的影响。但我们无法否认这一点：颓唐的背后是反抗，“忧郁美”或多或少包含着正义的战斗的力量。正因为如此，郁达夫“把自己的感伤凝结成为诗词文章”，才可能“为时代、为自己作了忠实的记录”；⑧ 才可能在当时的革命青年中成为颇有影响的“极有力的读物”。⑨
4.折射当代社会中的“忧郁”现象
郁达夫的作品在当时拥有大量的青年读者，他使若干青年对生命的意义，自身的问题获得适当的新的认识，但他却不曾指点或暗示一条出路。他强烈的主观色彩与特有的“忧郁”不仅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就是在当今社会，我们重视郁达夫的“忧郁情结”带给我们的那份情感上的震撼的同时，更多的应该是关于他这种情感的理性思考。
4.1应当正确看待“忧郁”情绪
科技发展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近了，然而心灵却愈来愈远了，人们开始在繁华的城市里感到孤独、苦闷。“忧郁”、“郁闷”在时下仍是比较流行的词汇。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会碰到极大的挫折与压力，或因人际关系、感情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工作或学业的困扰等诸多压力事件，情绪无法获得有效的缓解，周而复始一再累积，很快就会产生“忧郁”情绪，再加上压力的累积，又缺乏适当的情绪调节与良好的社会支持，会将情绪状态延伸为一种病态，以至于心情与行为都受到影响，于是产生无法脱离的低落情绪，严重者甚至以自杀结束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