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技术知识越国境到达了一个怎么样的程度呢？这些知识溢出是通过什么方法调停的呢？再过去十年这些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国际经济学最主要的学者已经花了大量的努力关注知识溢出这个话题。理论和经验主义工作的许多部分关注制造品的进口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的程度。尽管在正式模型中还没有完全进行研究，文章同样说明了“出口学”效应的可能性。这种效应就是公司通过在全球出口市场接触先进的外国竞争者从而提高产品和生产流程的质量。
货物的流动不是技术知识跨国界流动的唯一方法。一个明显的替代方法是外商直接投资。许多国家都有政策鼓励甚至补贴跨国公司投资。通常，就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例子，这些政策偏向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公司。有这样的偏爱是因为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分支机构所采取的生产和/或研究活动会带来溢出效应的好处。为了把这些观点用仔细的统计检验，许多学者采用了从外商直接投资获得的溢出效应的经验主义研究。哈瑞森和他的合作作者的研究尤其有影响力，他们采用了摩洛哥和委内瑞拉的微观层面的面板数据。凯勒和也颇以及哈斯科尔继续采用阿肯特和哈瑞森发展起来的基础方法论检验高级产业经济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加瓦茨克检验了立陶宛的外商直接投资。
在先前的研究中，我检验了与这篇论文重点有关的问题。布兰斯泰特和纳卡姆拉检验了1980年和1990年日本制造公司在研究生产率方面的变化。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我们检验了研发联盟和与美国的合资企业促进知识外溢国际流动的程度。这篇论文没有检验FDI作为知识外溢渠道的作用。布兰斯泰特检验了在美国向日本知识外溢的过程中FDI的作用，但是只能通过将美国公司研发费用和日本企业专利产出的合作行为定量化从而间接地进行检验。正如在论文中所指，这些相关性常有混淆，从而对这样间接推论的准确性产生怀疑。
这篇论文检验了间接知识外溢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所起的作用，但是它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法论。首先，与之前所述的许多论文形成对比，我不仅测量了日本投资企业对本土美国公司知识外溢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时也测量了美国企业对日本投资企业知识外溢的影响。第二，我根据子公司的性质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知识外溢的影响——我发现不同类型的子公司在外溢效应上的不同，这种不同与近期对跨国公司的理论研究一致。第三，我没有采用先前的做法，用全要素生产率可量化的变化或者其他的以收益为基础的测量方法来推断知识外溢效应是否存在。
正如大家所知，生产力传统的测量方法能够反映市场能力和技术效率。当在技术上更先进的外国机构第一次进入一个市场，他们的存在会侵蚀本土企业的市场能力，同时，介绍了新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这些本土企业就可以从中得到学习。真实的知识外溢产生，然而他们的影响能够通过适当条件的变化用数据表示出来。同样地，东道国一个部门如果需求旺盛，会带来高额利润，为国内企业产生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诱导外国企业的投资。
这篇论文提供了另一个经验主义结构框架通过使用特许应用数据来衡量外国直接投资对知识外溢的影响。我使用这个框架来衡量一组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美国企业向那些日本投资企业以及日本投资企业对美国发明商的知识溢出。预览我的调查结果，我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在两个方向上都增强了知识流动的证据。我同样发现溢出效应的方向和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在美国的子公司的性质有关。日本投资企业所得到的知识溢出通过研发和产品发展设施而变得更为显著。在另一方面，日本投资企业对美国本土发明商的知识溢出似乎在日本对美国绿地的投资中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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