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的目的是揭示集合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是如何运作的。这里不是以假设，而是用基于公共政策如何推动中小型企业产业集群及网络发展的真实的案例来说明。
当然，现在发展中国家在对中小型企业的政策上有一套正确的经验总结。虽然很少被关注，但是近年来，集合效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降低大型企业在整个法律和政策中偏好的影响：在被公认的优先权下，它不总是正确的（里德侯和米德，1987年；米德，1995年；斯沃特，1989年；杨，1993年）；（2）中小型企业的沟通信誉：成功的领导方案需要建立在局部之上的, 有分散的政策机构，贷款请求要根据企业家性格和项目可行性(而不是抵押)，确保利率足够高可以承担营业费用,有时还要承受同行间要求偿还贷款的压力(里文斯1986 年；里德侯和米德1987 年；奥特鲁和莱尼埃1994 年；三雅和普莱德1992年)。非限制性援助能带来的成功很少。大多数试图提供这类援助的行为都会发现会有三大缺陷。
第一，供应导向性太强——过渡生产投入（技术、工艺、原材料），但是对于谁将购买这产品不够关心。第二，他们很难承担住，这有两方面组成：要达到像多数中小型企业那样成本太高；对赚回成本以提供服务的关注太少。第三，这对被援助企业来说往往是一次性效益，不可能使该企业自救或者取得进一步的提高。
在本论文的后面部分将要出现的三倍数C用以克服这些缺陷中的一部分。然而，这不仅仅是一种干涉的类型，更是关于中小型企业的一种特殊的结构，集群和网络就是这种结构之一。这就是在政策改进之前，我们需要确定发展中国家是否拥有富饶的土地可以进入，换言之就是，产业聚集是否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结构。
1、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聚集
国际因素的进入，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吸取了许多欧洲，尤其是意大利的经验。我们这里的问题是，产业聚集在发展中国家是多么普遍的现象。统计法在这里是不可行的，但是可以利用一般的观察法——基于本论文的奈德文和斯克米兹的最新评论。结论是产业聚集在广泛的国家和区域内普遍存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集群已经以专业化供应商和支持体系的集合的形势取得了深层次的成功。其中对以下的研究是可行的：印度西北部旁遮普的卢迪亚纳的金属加工术和纺织品行业（特沃里，1990年，1992年）；那都泰米尔的Tiruppur产业（卡斯洛1990年，1995年）；古吉拉特的苏拉特的钻石行业（卡斯夫，1992年）；卡纳塔克的班加罗尔工程及电子学集群（洪斯琼，1993年）；北方邦的安哥拉的鞋类产业群（斯克米兹，1995年a）；秘鲁的特鲁西（塔夫拉，1993年；桑・马丁・柏金等，1994年）；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和里昂（瑞博利特，1995年b）；韩国的大邱纺织品群（寇，1994年）；锡亚尔科特的运动物品和手术设备，瓦齐里斯坦的餐具，以及巴基斯坦的古吉拉特的电风扇（纳德文，1992年，1995年）。在非洲的产业群，公司内部劳动力分工和制度上的支持比较薄弱，就像我们可以看到的肯尼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的金属加工术、家具市场、外套和其他的集群（里斯姆森，1991年；斯弗里森，1993年；麦考密克1994年）。
起源于城市的产业聚集现象，也可以用于农村的工业化，比如印尼就有完整的专业化的农村（文金蓝德，1994年），例如瓦片的制造（衫迪，1994年）和爪哇的藤质家具（新姆斯，1992年）。在都市内部竞争中,集群在中型城镇的存在似乎是特别成功的,这从集群的成长和在出口市场的竞争中表现出来。与中小型城镇的集群相比,那些大城市的集群的历史根源较浅，而且有时会出现模仿农村的不正式的自我雇佣策略。尽管如此，许多这类集群显示出一种超出非正式生存策略、基于提升小型企业专业化的本地竞争力的成长潜能。例如：秘鲁首都利马的塔科腊迪的金属和修理工场（威莱瑞，1993年），加纳的库马西的马西郊区棚屋（当森，1992年）。这些只是部分的例子，可以在近期的文学作品中找到，并且显示产业聚集对于发展中国家小型企业的工业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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