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Newlands
英国
《欧洲策略研究》，2003年第11期
2.产业集群：对不同理论的批判性解读
2.1标准的集聚理论——从马歇尔（Marshall）开始
马歇尔在他关于Sheffield, Lancashire等其他英国地区的著作中认为外部经济的主要来源是共同的，即个体企业在一个产业地区可能享有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服务等（Marshall, 1921）。用现代术语来阐述，例如增加的工作寻找和匹配机会，更加便捷的融资渠道和企业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因为被吸引到这些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所以对大量的企业而言，这些共享资源的可获得性提高了企业的规模和多样性。这些反而导致了要素价格的减少或者要素生产效率的增加。这就是在一个地区产业集群内，企业获得外部利益的方式。单位生产成本在一个产业区内将低于在产业区之外。
与他的产业组织理论类似的，马歇尔在他的各种版本的《经济学原理》书中，发展了标准的集聚理论。之后的很多理论发展都是基于这个标准集聚理论。例如，Scitovsky（1954）进一步认证了无偿劳动的外部经济的种类，Perroux（1955）发表了著名的增长极理论，Chinitz（1961）将集聚经济设想应用于了纽约和匹兹堡的经济发展中。更近地，Krugman（1991, 1995）开始强调增加收益的重要性——外部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Porter（1990）也被理解在其著名的钻石理论中，认为外部经济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标准的集聚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企业会集聚在一起，分享共同的商业服务和多样化的劳动力，与当地企业建立广泛联系。然而，与新古典主义一致的是， 二者都认为当地经济只是由很多微型商业所组成的集合体，彼此之间通过价格或成本信号为媒介机制来观察。尽管马歇尔已经预警在投入共享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合作将面临日益钝化的竞争力风险，但是企业之间还是不断地进行竞争，在发展共同投入时，风险将减弱竞争的力量。
2.2交易成本——加州学派
在加州学派的著作中，生产力系统的分散性导致了企业交易成本的提高（Scott & Storper, 1986; Scott, 1988; Storper, 1989）。市场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增加了不确定性，加大了劳动力和资本过剩以及被过剩技术锁定的风险。对深化劳动力组织分散的反映导致企业外正常市场交易数量的增加，甚至会增加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实施特定交易类型——特别是那些需要默契或相互信赖，因此完全合同又是不可能的交易成本，会随着距离不同而出现系统性差异。因此集聚是最小化此类交易成本的产物，因为此类最小化超过了其它生产成本的差异。所以，在交易成本的最小化超过其它生产成本差异时，集聚就是最小化这些交易成本类型的结果。
加州学派试图对现存的经济集聚活动寻求解释。他们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贸易依赖（或者仅仅是投入和产出关系）的本地根植性，但最多也只是部分解释，至少能很信服地给出好和坏集群之间的区别。有高工资、技术先进的产业，低工资且技术停滞的产业，同时也存在技术上很有活力但却缺乏新产业区应有的企业间联系和协调机构的产业。
然而市场是否会在协调集群内交易方面获得成功，仍然是不明显的（Cooke & Morgan, 1993）。交易依赖性管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市场商业一样，也存在着市场失灵。因此在缺乏适当的机构的情况下，交易在劳动力市场、在企业内部关系、在创新和知识发展方面的将倾向于出现失灵（Storper,1995, p.1995）。出于对集群内机构安排的担忧，加州学派与提倡灵活专业化的专家，制度和演化经济学家在某些观点上具有相似之处，这两个学派在接下来将会被谈到。
2.3 灵活专业化，信赖和非贸易相互依赖性
新古典学派视企业为微型商业体，企业间仅仅通过正常的市场信号来观察彼此，现代产业区域理论强调企业间的相互依赖性，灵活的企业边界和信任在创造和文系区域内经济主体之间合作的重要作用。
这个议题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第三意大利”（Brusco,1982）的灵活专业化理论中，但是之后在Baden-Wurtemberg和其它地方得到拓展（Piore&Sabel,1984）。灵活性来源于小企业和协助机构的合作网络。这些网络允许主体之间信任感的建立，而这个信任感恰恰是通向集群的现代途径的争论焦点。这其中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在相互信任网络内，企业得益于信息的相互交换，特别是那些不能制宪的默契信息，但是同时又受到规范企业行为的义务约束。信任因此加强了企业间的利益关系。其中的隐含假设是信任更有可能发生在地域上集中而不是分散的网络上（Belussi，1996）。
企业间可能会为寻找新项目而进行合作或者由一个大的工程项目建立联系。他们可能会合伙以获得更便宜的融资方式，相互合作购买原料或主导共同研究，一起计划并取得来自于公共物品上的技术上、财务上等的服务。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由信任建立或者加强企业间合作关系的例子，但是因为这些企业仍然是私有企业，集群内的企业间仍然存在着彼此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更关注于质量而不是价格。
在商业活动以地方政策、地域和亲密的亲戚和朋友关系为条件的地区，经济关系逐渐牢固以致发展成为更广阔的社会框架的现象是最普遍的。因此，“最成功的区域往往是那些在民族和文化上和谐的区域往往不是偶然（Harrison, 1992,p. 479）。同样的，民族（非其它边界）经济，法律和政策传统是相关的。由于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和竞争政策的差异，企业间的相互合作更有可能发生在在意大利这类的国家而不是英国等国家。
根据Granovetter （1985）等的看法，信任源于对经验的消化。信任积累于企业和其它经济主体之间重复的相互作用，他们不断的重复签订合同，正式或非正式的，进行交易，相互帮助渡过危机。信任源于经济主体对可信经验的学习过程。私人接触加速了重复的相互合作，而这反之也是依赖于时间和空间上的接近性。
这种关注于非贸易的相互依赖性形成集群，与通过交易成本形成集群的方法是不同的。后者关注于贸易关系的成本最小化，而前者则更广泛地指向非市场或者非合同交易更广泛的优化过程 （Raco, 1999）。
最后，值得一提的，非贸易相互依赖性虽然可以加强有效的集体学习和行动，但同时也会造成阻碍。特别是当熟悉的传统建立之后，组织僵化就有可能乘虚而入。区域就有陷入过时、并且低效的技术和机构困境中。
2.4 创新环境：创新环境小组（GREMI Group）
在关于创新、高科技产业和区域发展三者的关系上存在很多的流派争议。其中一个派系关注于建立和发展类似于硅谷和128公路这样的高科技企业集群所需要的条件。很多的因素都已经被确定，争议最多的则是当地以研究性为主导的大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在硅谷案例中的斯坦福，在128公路中的麻省理工。因此发起了一场关于创新、研究性大学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学术探讨（Saxenian,1985; Castells & Hall,1994; Storper,1993）。
另外一个研究方向则致力于创新环境设想，既以区域经济学家（Aydalot & Keeble,1988;Camagni,1995）为代表的欧洲创新环境小组GREMI （Groupement Europe’en des Milieux Innovateurs）的核心理论概念。集群使企业从“集体学习”过程中受益，通过“有技能劳动力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消费者——供给者在技术和组织上的相互交换、模仿过程等和非正式的咖啡店效应”（Camagni,1991, p.130）。这个过程依赖于内在的当地经济主体间的非正式接触……组成了私人的面对面的相遇、随机信息流，消费者—供给者合作等（Camagni,1991, p.131）。
然而，对环境的精确定义至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一些著作认为环境即是一系列的机构、操作和指导、协调创新活动发展框架的法律法规。另一些专著则认为，环境是企业、研究机构和政策制定机构组成的，为成功的创新提供必要协调的网络。
这些不同的阐释，同抽象的环境定义一起，是主要的问题来源。因此，欧洲创新环境小组“总是不能确认环境促进创新的经济逻辑”，反之陷入了一个循环：创新由于环境发生，而环境则存在于有创新行为的区域……他们并没有具体阐述这种环境运行的潜在机制和过程（Storper,1995, p. 203）。
2.5 制度和演化经济学
一个更进一步的方法是来自于制度和演化经济学（Nelson & Winter,1982; Amin & Thrift, 1992; Amin,1999）。技术变化被视为路径依赖因为其涉及到连续的但不是同时的，而且通常是不可逆转的抉择。关于贸易和非贸易机构间的相互依赖选择存在多文空间。后者包括促使当地经济主体之间知识发展和交流形成的法规和传统。考虑到存在很强的不可逆性，被观察到的集群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于历史的偶然，反映了过去抉择对现在的影响，尽管它们的发展受到了压力机构出现和成长的影响。
这种方法在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竞争性质方面取得了很多潜在成果（Dosi et al.1987）。标准的经济理论将竞争定义为在既定的一系列要素价格条件下，最大化公司比较优势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位置。竞争是一种最小化或缺少垄断租的状态（Nickell,1996）。相反的，以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为依托，制度和演化经济学认为竞争是由一贯的技术变化所促进的经济变化过程。因此，如果创新是竞争的动力，一个企业可能拥有比其它企业更先进的技术而不用考虑要素价格水平。
这种差别以弱竞争和强竞争或者熊彼特竞争而著称（Hudson,1999）。弱竞争涉及到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生产现有产品寻求更低的成本。而强竞争则是一种试图创造新的产品或开发新技术去生产现有商品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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