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论文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之路
摘要：低碳经济已成为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作为一种启动力，低碳经济强调通过对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以及发展模式的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适应和减缓地球气候变暖。发展低碳经济就是要通过不断增加对气候变化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技术，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重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充分考虑国情，在中国市场经济尚处在初始启动阶段，把碳交易作为中小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既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与此同时，把发展碳交易对于中国参与世界金融系统重建的切入口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关键词：低碳经济 碳交易 气候变化 金融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一致认可的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政府在2009年8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了应对气候变化决议，明确提出：立足国情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长期任务，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和要求。这一决议表明了中国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也标志着低碳经济正式进入了中国的国家战略之中。
一、发展低碳经济大势所趋
低碳经济的产生与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性气候变化的认识和行动紧密相关。气候变化问题从上个世纪中后期开始正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全球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气候变化，主要是指由于人为活动排放温室气体造成大气组成改变，引起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
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呼吁保护气候。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兰特兰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拉开人类重新评价西方工业化及其后果，改弦更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序幕。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简称《公约》），标志着全世界180多个国家（缔约国）一致同意把气候变暖作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之首要的环境问题进行治理。1997年《公约》缔约国通过的《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则提出了采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议定书》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2003年，英国政府发布了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这一提议得到了联合国和欧盟的大力支持。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明确了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和时间表，确定了2009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缔约方第15次会议将成为"后京都时代"谈判的最后关口，制订出一项新协定。在此背景之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模式转型逐渐的被世界各国提上日程。
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多年来一直采取积极应对行动。早在1990年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1998年签署并在2002年批准了《议定书》；2007年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其中包含了中期减排目标：即在2010年前，减少10亿吨温室气体排放，这个指标占《议定书》中所有附件一国家在2012年前减排总量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旨在贯彻国家气候方案；2008年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全球气候近50年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挑战； 2009年8月17日，温家宝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有关工作，强调"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作为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 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综合能力建设。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推动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2009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从立法的高度指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特别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人为因素。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的要求，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二、低碳经济的各种形态、特点、本质及中国的特殊性
低碳经济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经济形态。其特点是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发展模式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适应和减缓地球气候变暖；其本质是通过不断增加对气候变化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技术，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重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
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具有全球共识性的选择，将改变每一个企业、单位、家庭、个人的生产、工作、消费和生活的方式。然而，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与发达国家有显著的不同。发达国家早已走过了工业化阶段，正在朝着全面信息化的方向前进。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生态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且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这使得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更为复杂，不能照搬西方提出的发展模式。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气候变化只是发展问题的一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消除贫困、提高社会福利等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而中国在响应世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之外，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有待解决，社会福利水平很低，同时城市化和工业化目标远未实现。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同时考虑除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之外的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因此，在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策略时，无法简单仿效西方提出的彻底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中国面临的局面要复杂的多。
第二，历史排放是发展中国家无法让步的重要原因。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造成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当时中国等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工业基础。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承担减排的责任。发达国家占有了发展中国家未来的排放空间。即使同样发展低碳经济，在一些机制和政策的设计上，中国需要更宽松的国际环境。当然，如果在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发展中国家仍然不承担具体的减排指标的协议，也并不意味发展中国家对遏制气候变化就没有责任和义务。
第三，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去甚远，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
事实证明，中国前二十年"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因此，必须两条腿走路，对外--要积极争取资金和技术援助，对内--要自主创新。具体讲，应该是在于生产领域的节能减排，生产领域内通过比如通过ERP、流程再造等节能减排；通过引入绿色技术，如碳转化、碳锁定、碳捕捉等等实现节能减排。这些方式才是从根本上减少全球的二氧化碳总量。
有鉴于此，应该说，在后京都时代，拥有绿色技术尤其是自主创新的绿色技术是企业拥有话语权和定价权的关键所在。应对气候变化要靠技术，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和支撑。
第四，当前，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已经成为低碳经济主要内容，多数国家和地区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投入巨大。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所以，我们提倡发展清洁能源，包括新能源的风能、太阳能、地热、潮汐、生物质能等，也包括清洁能源的水电、核电等。
第五，在我国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统筹考虑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国内与国际、当前与长远，制定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例如，地方政府从2007年以来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非常重视，很多省（市、区），一些城市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
三、碳交易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但目前大部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成本高昂，远远低于市场追逐的基本回报率。在技术商业化尚不成熟，而减排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一方面除了政府采用传统的财税政策促进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之外，另一方面采用市场化的机制来引导私人资本投向低碳行业，正成为各国极为重视的手段，其中主要的方式为碳交易。
碳交易是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简称，最初是由联合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帮助发达国家履约而设计的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机制，中国正在参与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即为国际上最重要的碳交易机制之一。
碳交易的运行机制目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配额的交易，即在政府强制法规的约束下，规定各地区或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限，将其按照配额分配给相关的企业或机构，并根据一定的交易规则，通过市场化的交易手段将环境绩效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使得参与者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达到规定的排放要求。一种是基于项目的交易，即通过项目的合作，买方向卖方提供资金或技术支持，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度，CDM即是这种排放机制。由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要在本国减排花费的成本很高，而发展中国家平均减排成本较低。因此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及设备帮助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企业减排，产生的减排额度必须卖给帮助者，这些额度还可以在市场上进一步交易。
碳交易本质上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低碳经济必须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碳市场从资本的层面入手，通过划分环境容量，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而碳市场的存在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碳交易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由于碳市场在整个低碳经济中的引导性地位以及碳金融的巨大潜力和战略意义，许多发达国家开始筹备本国的碳交易系统。碳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优化升级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CDM涉及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允许附件一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非附件一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非附件一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核证减排量（简称CER）。也就是说，附件一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非附件一国家减排温室气体，而减排量在经过国际机构核证后，便可用于抵减发达国家承诺的约束性义务。CDM市场的发展极大的激活了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增长。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利用碳市场的金融引导作用，促进地区经济的升级和优化。例如，美国加州政府正在建立州内碳排放交易系统，促进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提高企业能效水平，进一步提升加州的经济竞争力。而美国政府也在步加州的后尘，筹划全国性的碳交易系统。
四、中国发展碳交易的战略意义
气候变化是个全球性的问题，由此所衍生出来的温室气体减排也是个全球性问题。这决定了应对气候变化所创造出的碳交易市场具备成为全球性交易市场的基本条件。
温室气体减排具备如下的特点：
第一，温室气体减排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碳减排量的价值与减排行业、技术、时间等要素关系紧密。由于不同的技术在不同的行业减排的成本和成效显著不同，这种内涵的多样性为其创造更多的碳衍生商品建立了基础。
第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特征差别巨大，使得全球性的碳交易市场成为必需。碳减排商品的需求和供应分布不均衡。由于不均衡的供需关系，碳减排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成为必须。目前比较成熟的有清洁发展机制、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而京都议定书之外，美国在《2009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明确提出打算建立全北美排放量交易制度。
第三，温室气体减排体系具有较高的透明性和公平性。气候变化谈判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基础和模式。尽管现在仍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但建立全球性切实可行的气候变化应对体系和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已是大势所趋。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是否发展碳交易已不仅仅是个国际谈判的政治问题，从长期来看更是一个争夺未来新兴碳金融市场话语权的战略问题。碳交易本身是个金融运作，它是对排放权额度的一个转化，排放权是一个产权交易，它本质上属于虚拟符号交易，其意义在于引领实体交易，是实体经济的方向标。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非附件一国家，没有被《议定书》纳入强制减排计划中，但中国却一直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参与碳交易市场的活动。目前，中国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方面已领先全球。2008年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的成交量已占世界总成交量的84%。
中国的实体经济企业为碳市场创造了众多减排额，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于是，中国创造的核证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后，通过他们的金融机构的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进行交易。不仅如此，他们还正在全力吸引中国的金融机构参与到他们所建立的碳金融市场中，进而赚取中国资本的利润。这就像中国为发达国家提供众多原材料与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再出售给中国高端产品，赚取 "剪刀差"利润，有所不同是的是这里"剪刀差"之"差额"是巨大的！
目前，中国有些机构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开始探索构建国内的碳交易机构。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相继建立便是迈出的一小步。但由于CDM市场的特点，一级市场的场内交易难以开展，这些交易所还只能从事信息发布的简单功能。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大多对低碳经济仅有片面了解，对碳交易更是缺乏认知。这种局面，使得碳金融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中国必须在未来的低碳经济战略中意识到建立碳市场的重要性。目前CDM机制下，主要的第三方认证机构（DOE）都是欧洲的，CDM之外的规则VCS，黄金标准等都是发达国家在搞。英国最近推出了供应链管理，意在将低碳经济向更广泛的行业渗透。巴克莱银行推出了碳指数，以芝加哥和伦敦气候交易所的报价各占50%比重，来描绘全球碳金融市场的波动。发达国家在悄无声息的谋划着游戏规则。
在未来的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同样面临着在国际石油市场中丧失定价权的前车之鉴。由于没有碳市场上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中国的核证减排量的价格一直被发达国家的买家人为压低；由于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所以自然无法获得相应的定价权；而没有相应的碳市场的规则、制度，自然无法建立自己的碳市场。另一方面，我国国内只能靠行政限价来对抗国外买家的压价。这一点已经受到了来自国内外许多人士的批评。
中国需要充分认识到碳交易的重要意义。CDM并不能成为引导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只有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设计合理的碳交易金融机制，才能引导低碳经济从政府扶持走向自我驱动。
五、中国发展碳交易的技术路线
建立碳交易市场必须认清现代金融体系的弊端，如果单纯发展碳交易不仅不能够刺激和引领实体经济的发展，还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概念，或称为一种新的经济产权、技术产权，必须建立在对实体经济的准确把握上，而不能用就金融谈金融的老思路看待碳交易。利用碳交易市场机制，借助绿色利益驱动，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没有真正开始，首先需要认清两点：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引领经济主要是由金融资本实现的，碳金融是一种新兴金融，要解决金融危机背景下现代金融体系重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全世界碳交易市场正在构建之中，虽然有很多但都是零星布局，如果我们积极主动，才有可能在认识弊端的同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从而掌握话语权。
第二，低碳经济是建立在企业信息化基础之上的。通过区域性信息平台的建设，对企业、行业、地区的排放信息有清晰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节能减排方案。碳交易是这种节能减排方案的最高形态。这意味着碳金融实际上是连接实体经济和金融资本的桥梁，如果两者的连接失去有效性，那么就会重蹈覆辙。
当前摆在中国面前的最棘手的问题在于：管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如何，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二氧化碳第一大排放国；在现有的框架下，地方政府和大多数中小企业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自己的高额利润的行为总是得不到有效的遏制。这是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碳交易机制在设计时应当着重于解决以上的两个问题。
基于以上的认知，我们提出如下的中国碳交易技术路线：
（1）要充分认识碳市场在引领节能减排技术和带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过程中那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2）充分认识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性碳交易市场的战略意义，要尽快构建一整套与发展全国统一碳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因为碳排放权交易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信用体系之上，同时碳市场的运行更需要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
（3）利用CDM机制的经验，提高各省市对碳交易的认知和碳资产的管理能力。不仅要发挥现有的排放权交易所、CDM服务中心等机构在构建区域性的信息平台和交易平台中的作用，而且要鼓励全国各个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积极构建碳交易区域市场；因为没有众多的区域市场，就不可能有未来统一的国内市场。
（4）要认识构建信息平台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因为碳交易市场一方面是与虚拟资本、金融创新、绿色技术、低碳信息咨询、新经济所需人力资源和教育培训等等相关的信息经济市场，另一方面是与低碳经济的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市场相关的企业经济和产业经济的市场；因此，只有构建真实而强大的信息平台，才能最终构建碳市场。
（5）积极构建作为碳市场之雏形的碳交易试验平台；即一方面在目前排污权交易--主要是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试点交易不断完善和推进的基础上，逐步推进节能量等其他创新产品的交易，从而为进一步进行碳交易做好前期准备；另一方面在这种交易平台的技术基础上，加快与国外先进交易体系的合作。总之，通过积极开展区域性信息平台和交易平台的构建，使中国未来的碳市场具有区域碳市场形态，并将其链接起来，进而构成统一的国内碳市场。
辣、结论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也成为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摆脱经济危机影响的重要手段。但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有自身的特殊性，必须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
利用碳交易市场机制，借助绿色利益驱动，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碳交易应当充分考虑国情，着重于解决现有的政策法规无法解决的问题。低碳经济必须建立在对实体经济充分认知的基础之上，构建中国的碳交易制度首先需要建立起完善的低碳信息平台。
总之，低碳经济的发展是中国谋求未来经济地位，争夺金融话语权的重要突破口。把握好历史性的机遇，实现既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基础，需要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杨志、郭兆晖：碳交易市场的现状发展与中国的对策，中国经济报告，2009年第7期；
（2）庄贵阳：低碳经济--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之路，气象出版社，2007年；
（3）吕学都，刘德顺：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4）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9. Karan Capoor, Philippe Ambrosi. World Bank. Media Workshop. Vienn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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