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 第2页
和基础的“深层结构”。“一般来说，此处所论的文化思想符号学也就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学。它所关注的是对思想文化表层背后的结构性、因果性、意指性和社会支配性的关联方式这些现代典型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5］符号学始于对语言的结构分析和实证描述，但其学术旨趣却日益向文化思想尤其是隐蔽的意识形态的结构分析方向靠拢，从而使得当代符号学表现出愈来愈浓厚的文化色彩。这种转向貌似偶然，实则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因为“符号学的对象就是文化，文化的实质就是思想，而思想的表达工具就是语言。语言、思想、文化作为人类生存的产物，又都是与人类的目的和意志系统不可分离的，因而是有‘前定方向的’，而非绝对客观的。这样，符号学既涉及不同的层级，又具有不同的面目。所以符号学不是一门单一的学科。这是符号学对象与方法问题中统一与多样的辩证关系”。［6］
以上主要从四个学术方向，对符号学运动的广泛触角作了简要描述。我们看到，各派的研究兴趣和侧重点互有不同。前两个方向都侧重于对符号本身及符号学基本原理的探讨。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向秉承了索绪尔的传统，比较重视研究符号的社会功能；而科学主义逻辑学的方向则沿袭皮尔士的风格，着重于研究符号自身的逻辑结构。符号学美学重在对“有意味的形式”即艺术符号的分析。文化符号学的方向将目光放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思想形态的分析上。如果说前两个方向可以称为狭义的符号学，那么后两个方向就可以说是广义的符号学。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向，为我们在大众传播研究中多角度地吸收符号学的成果提供了条件。
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在时间上与符号学大致平行。它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其最初的研究动因，“是检验并提高宣传、广告、教育、公共关系和人际关系等领域的传播效率与效果，是出于公众对报刊的政治影响的关心和对广播、电影的社会后果的关注”。［7］二次大战后，由于受到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深刻影响，传播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20世纪中叶后，更由于哲学、语言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等社会学科以及一些自然学科的学者加盟，传播学的研究队伍迅速壮大，学科背景也越来越复杂。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人类的传播活动及规律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探讨，提出了多种传播模式和许多有影响的理论观点，从而使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一门显学。可见，传播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同样带有跨学科的性质，这是它与符号学的息息相通之处。传播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探求和总结人类的传播规律，以改善人类社会的交往和沟通，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对于符号学而言，由于它关注的核心是意义的产生和传递问题，因此它所做的一切与传播学的目标是并行不悖的。从这一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一些符号学家要将符号学归属到更广阔的传播学之中的原因了。
在传播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是对大众传播的研究，因此在谈到传播学的时候实际上常常所指的就是大众传播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大众传播学的理论可谓流派林立、观点纷呈，一些理论观点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对立。这一方面显示出该学科海纳百川的大气；但同时也说明，应该寻找一条道路让各家的观点得到适宜的统一，以加强这一学科的内在逻辑性。我们看到，大多数大众传播学的著论和教材，都是围绕传者、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这五个方面展开的，区别只是或者针对以上五个方面中的某些因素作专门的探讨，或者是从宏观上介绍以上五个方面本文源自辣文论文网的研究成果。而无论何种情形，都未把作为传播中介的符号放在重要的位置。事实上，通过符号的视角恰恰可以将以上五个方面连结起来加以考察，从而使传播学的研究在广泛性之上又呈现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也就是说，符号学方法可以对大众传播学起学科整合的作用。
从学科背景的角度说，大众传播研究向来有美国学派(或称传播学派)和欧洲学派(或称批判学派)之分。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两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区别。前者更侧重于对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实证分析，呈现出经验主义的倾向，在总体上与盛行于美国的科学主义潮流是一致的。后者将传播现象放在社会运动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更侧重毕业论文
http://www.Lwfree.cn/于从宏观上探讨大众传播对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是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余年来，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是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美国传统学派的成果，而在欧洲批判学派的介绍和研究方面，则显得较为薄弱。从文化符号学尤其是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大众传播研究，将使我国传播学的研究状况增添批判学派的学术背景，使技术分析和文化批判的不同方向获得相互补益的效果。
再从学科内涵的角度说，虽然在当代符号学运动兴起后，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法的影响日渐式微，但我们从宏观角度仍可借用这种划分方法，将大众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内容也看成是三个文面的综合体。第一个文面是大众传播的语法学，它主要研究大众传播中符号与符号的组织关系，如大众传播语言组织规律，文本和话语的结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搭配等等。第二个文面是大众传播的语义学，它主要研究大众传播符号(既包括语言符号系统也包括非语言符号系统)的意指作用，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发生即意义的生成和传达等问题。第三个文面是大众传播的语用学，它主要研究大众传播符号与符号使用主体之间的关系，着重探讨媒介话语背后所隐含的社会认知和意识形态因素。如此划分，其优点是十分明显的，因为以上三个文面之间是紧密联系着的，既分工清楚，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人对大众传播符号学研究的学科框架有一目了然之感。
当然，这样三个文面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相互独立的。并且应该指出，莫里斯的三分法主要停留在一般理论概括的层面，而当代符号学一方面日趋多元化，另一方面又更注重综合性的研究。作为当代广义符号学最新表现形态的话语分析学的迅速兴起，就是上述趋势的集中表现，也可以说是对当代符号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的积极回应。
作为一种研究取向的话语分析
在大众传播的符号学研究中，如何找到一个适当的切入口，将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文面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践“使传播学的研究在广泛性之上又呈现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的构想，这是我们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我们发现，近30年来处于蓬勃发展之中的话语分析学，正好可以担负起这样的使命。
新兴的话语分析学，是当代符号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1952年，Z. Harris发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文，第一次使用了“话语分析”这一术语。这篇文章通常被认为是现代话语分析的开端。［8］在传统的语言组合段结构描述中，由句子构成的话语或本文的语言学身份是不够明确的。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和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从语言学角度重新考察话语和本文，成为结构主义运动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列文•斯特劳斯对神话本文的结构分析，成为各类本文分析的典范。于是，本文结构分析的兴起成为文化研究中方法论的转折点。进入70年代后，随着对叙事、本文、话语研究的逐步深入，出现了一门专以话语篇章为对象的新学科，在英、美、法等国家，它被称作“话语分析”，而在德国，则叫做“本文科学”。本文(text)和话语(discourse)是两个近义词，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亦基本相同，加之德语中没有discourse这个词，因此德国语言学家首先将二者合并，将以二者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统称为“本文科学”；［9］而我们多遵循英语习惯，称之为“话语分析”。
对话语分析也可从不同的侧面来加以审视，这涉及到对话语本身的界定问题。如果把话语一般地看成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如某个具体的会话或某篇文章，或看作是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一种语言使用形式，如法律文书、报刊文体、公众演说等，那么，话语分析可能更注重的是语言结构或语法结构本身的分析；而如果把话语看作是一种交际事件或一种言语交流活动，那么话语分析所更注重的就会是语境因素对话语及话语主体的影响，以及对言语交际背后的深层次的文化因素的分析。前者可以归入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学倾向的符号学范畴，后者则可以归入文化符号学范畴。而在具体研究中，现代话语分析很难进行这样的二元切分，它常常表现为多种分析倾向的有机结合。当代话语分析学的代表人物Van Dijk指出：不能简单地把话语视为一种语言使用形式，话语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语言使用、思想传递和社会情景中的交际”；“话语分析不仅要了解话语的表达层，还要深入到意义和动作(action)层，考察语言的功能以及语言使用者的编码和解码过程，注意社会文化语境的认知的作用”。［10］
由此看来，话语分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符号学，而是兼有狭义符号学与广义符号学的特征。它不仅要从语言结构角度分析话语篇章的表达面和内容面的构成，而且广泛地涉及语言以外的各领域，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是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正因为这样，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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