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尼采说，我要这样的世界，一个原样的(Tel Quel)世界。
—摘自巴黎《泰勒》( Tel Quel)杂志创刊号
遗忘把记忆一波波地带走，并不只是将之腐蚀，也不只是将之变成空无。遗忘把残剩的片断记忆创造出种种繁复的结构•••••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件，发生于本文源自辣文论文网不同的地方，来源自不同的时期，都相互接触交错，突然结晶成某种纪念物，好像是建筑师所精心设计出来的，远比我个人生命史更见智慧。
—摘自列文一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
我们把读者的记忆倒退20多年前，当二十世纪八一I-年代初中国开始介绍法国结构主义时，在它的故乡，这种哲学方法已经渐渐被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所取代。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国内对结构主义的研究一直没有真正的展开，总体上仍然限于翻译和一般性介绍，对于其对西方传统哲学乃至文明的颠覆作用一直缺少准确意义上的理解，这种偏差源于结构主义奠基于与我们的象形文字并不一致的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使我们从汉字文化角度理解它非常困难。事实上，如果缺乏对结构主义的深人理解，就很难产生对现代、特别是对当代欧洲人文科学领域的中肯分析。从学理毕业论文http://www.Lwfree.cn/上探讨结构主义的来龙去脉，我们陡然发现，目前国内不同人文学科热烈争论的许多似乎没有关联的话题都可以追溯到结构主义问题。结构主义开辟了一个新的启蒙方向，就像18世纪那些启蒙思想一样，结构主义消解了不同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拆除这样的界限，也正是国内各相关学科取得突破性成果的症结所在，也正是在这里，需要借助于“哲学头脑”的力量。
一渊源:结构主义的基本问题
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影响结构主义的最基本思想可以表述如下: 语词符号是任意的，某一符号与一个对象的连接完全是出于习惯的约定(于是，“狗”的发音与狗的概念联系起来)。所谓约定是任意的，对不同的语言来说，在于某一种语言的符号约定对另一种语言不具有任何约束性(所以在不同语言中，“狗”的发音和字形千差万别)。用索绪尔的专业语言:以上的分析适合于能指(即词的音响和形状)与所指(能指所表示的对象或概念)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词并不指向实在的对象本身，词只是具有意义。词义(即“所指”)是由符号之间的排列或者形状的差异(这里实际是指语系发音的音响效果或文字的构成形式，即“能指”)所决定的，比如，法文中arbre(树)与barre(杆)的差别。全部语言都是这样的符号差异系统。进一步说，“狗”又无论它在何种语言音响或字形状态下)并不是以某种方式指向一个真实的动物，而是指它在我们头脑中唤醒的观念或意义，后者不同于“猫”、熊……依次类推。按着这个思路，词与真实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是接近(这种接近是最原始的约定，比如象形文字)而是越来越疏远(词的差异性使其意义越来越复杂)，以至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只是在交流意义本身。至于这些意义能否有一个相应的实在东西，是无关紧要的。
显而易见，站在传统哲学立场，索绪尔的倾向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其中隐含着对传统理解或解释方式的革命。就是说，语言的差异性结构或语词的形式创造语言的意义。语言并非只是表达思想或观念的工具。换句话说，虽然以不同语言发出“狗”的声音效果都指向“狗”，但是这些声音之间的众多差异最后终将使“狗”的意义变形，或者无限期地推迟“狗”的意义之实现过程，“狗”这个语词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过程中虽然可以传达，但一定以失去在原来语言中的某些特殊含义为代价，这在学理上表明了翻译(或者说，语言交流)的不可能性，或者说，意识对语言无可奈何。这些结论在索绪尔那里是隐含着，他本人的著作只局限于语言学本身。这些结论也是所谓后结构主义的学理基础，也就是说，德里达等人与结构主义的立场非常接近。
对结构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恰恰也是符号差异中的关系(能指)而不是外部实在的对象，甚至不是观念性的意义，或者换句话说，结构主义的意义不超出语言之外，它“没有深度”，就此而言，结构主义与意识形态传统相悖。然而，这种被攻击为纯粹形式主义的理论却来源于最实在的野外人类学考察，这就是列文一斯特劳斯对乱伦禁忌的描述性分析:这来自他1948年完成的《亲缘的基本结构》，它日后被结构主义尊为经典之作。列文一斯特劳斯的初衷是非常科学化的，即探讨组成原始部落亲缘关系的普遍规则，而这个规则实际上验证了索绪尔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因为亲缘关系看上去就像是一种语法结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无论亲缘关系如何变化，总是按着一定的结构规则进行分配)，这个基本规则就是乱伦禁忌—它超出了自然与文化对立的界限，或者也可以说，结构主义视之为精神源泉的探讨超出了西方传统精神文明的界限(自然与文化的对立)，因为乱伦禁忌是自然与文化的缝合，同时是这两者，它消解了虚假的对立状态，走到西方传统文明之外的一条岔路。像一切其它科学探索一样，列文一斯特劳斯的理论也开始于探讨亲缘结构中的不变性，这就是乱伦禁忌:它超越时间与空间，是不同人类社会普遍遵循的一条最基本的血亲原则。“我们把亲缘的基本结构理解为一些系统……这些系统规定婚姻具有某种姻缘关系类型，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可以说，在这里这些系统区别了两种范畴:可能的夫妻关系与不可能的夫妻关系，从而也就完全确定了亲缘家族的成员。”①在这种结构中，婚姻可以交叉式地(或者间接式的、外部的、横向的)发生在表兄妹之间，而不可以垂直或直接地发生在亲兄妹之间或者父母与子女之间。在列文一斯特劳斯看来，这是社会形成的交换原则。按照这样的原则把社会分成两组:可以联姻的一组和禁止联姻的一组:“对称面的结亲系统可以与两个谱系发生作用，每一侧面的联姻系统至少要有3个因素:如果A谱系要毕业论文http://www.Lwfree.cn/从B谱系得到配偶，A谱系就应该为C谱系贡献女子，而C谱系最后把自己的女人给B谱系并封闭了这个循环的圆圈。”②在配偶关系的基础上，派生出亲缘关系，扩大并使亲缘关系走向复杂化。在这里，性关系成为按照乱伦禁忌规则进行“交易”的对象，这个规则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或文化的。作为一个社会事实，这个禁忌不是否定的而是肯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大的部落被小的家庭所取代，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乱伦禁忌还像古代一样发挥作用，但是亲缘结构实际上遵循着索绪尔关于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即在乱伦禁忌的基础上，亲缘关系中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搭配完全是任意的，或者是“不讲道理”的，没有任何约束力的“约定”。
“乱伦禁忌”产生了社会的秩序，它是自发而普遍的，但它也是以某种规范为特征的文化现象，一种有约束力的法则，所以“乱伦禁忌”同时属于自然与文化两个领域，是这两者的缝合(或者解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乱伦禁忌”成为社会得以建立的一个密码系统，并使人最终得以脱离或者取代动物界，即脱离或者取代原始混乱交配的自然事实。列文一斯特劳斯在这里强调“乱伦禁忌同时是文化的黎明，在文化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本身。”③从此，由这个禁忌导致的亲缘或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再考虑群交的“自然事实”和自然的世界，而是升华为一个需要破译的密码图式，一个通过词语或范畴关系起实际作用的操作方式。④
列文一斯特劳斯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方法，随着后者诞生的布拉格音位学派把索绪尔称作“精神之父”，音位学是从同时(或者共时)研究音位关系的语言学理论，在结构主义发展史上有重要作用。音位学不是从意识出发追溯语言现象，而是从词语内部关系中理解词语。列文一斯特劳斯这样描述他与音位学派重要代表雅克布森(Jakolson)的关系:“我那时是一个朴素的结构主义者，我创造了结构主义却并不知道，是雅克布森向我揭示已经在某一学科建立起这样的学说，即我从未曾涉及的语言学，它使我茅塞顿开。”⑤列文一斯特劳斯把音位学方法融合到本文源自辣文论文网他自己的方法中，他称之为社会科学领域一场“哥白尼一伽利略式的真正革命”:“像一些音素一样，表示亲缘关系的那些术语也是意指关系(signfication)的因素;像那些音素一样，亲缘关系的因素只有在融合为一个系统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这种意指关系。”⑥也就是说，人类学研究类似于语言学领域的音位研究，不求助于说话者自己的意识，这种研究隔离出一个无意识的结构，这种“结构主义”理论同时适用于人类学和音位学，乃至其它人文科学。在列文-斯特劳斯看来，对社会的解释有赖于结构主义这样的“交往理论”，它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方向，比如，按照乱伦禁忌的规则交换妻子;按照语言的规则(语法)交换信息，于是“亲缘系统也是一种语言……在语言结构和亲缘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上的对应。”⑦
结构主义人类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有联系，它们都不研究人的意识形态，都追溯到一种无意识的“思想”，甚至都追溯到语言(弗洛伊德在解析梦的无意识痕迹时，曾经把它比拟为一种类似象形文字的语言)。这是一种陌生状态，与我们所熟悉的人类状态格格不入，正如列文一斯特劳斯所言:“在精神分析中也有同样风格的活动，即允许我们自己重新获得最陌生的我，在人种学研究中，我们也来到了最奇怪的他者，如同别一种我们。”⑧同样，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都从别一种科学即语言学领域获得自己的灵感。这也是精神向语言转向，一切现象都可比拟为语言，无论社会还是人，都可以归结为类似语言系统的结构，文化或文明不超出语言之外。“符号比符号所表示的内容更加真实，因为能指先于并且规定所指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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