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第3页
变质、变更、变化、替换……它与卢梭著名的“疏远”或者“异化”概念可以相互注释，即L' alieration，它的意思还有:让与、精神错乱、反感、丧失，如此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字在字的形状上也相类似。
同样有趣的是，列文一斯特劳斯在《米歇尔一莫斯著作导论》中也引用拉康证明自己的立场:“确切地说，我们称作健全智力的东西丧失了，因为在只有通过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加以说明的世界中，精神才同意显现:这正是从拉康博士的深刻研究中得出的结论。”27。1955年，列文一斯特劳斯出版了具有18世纪风格的《忧郁的热带》，它像是一部介于学术与文学之间的游记，与我们已经熟悉的周围世界对照，这部游记充满了异国情调。列文一斯特劳斯像伏尔泰哲理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俨然一个旅行中的哲学家。《优郁的热带》成为一个科学与文学的“混血儿”，它寻找人类已经失去的自然状态，人的故乡，这是一本不好分类的书，就像卢梭的《爱弥儿》和《忏悔录》一样。也是在与卢梭风格和境界相似的意义上，列文一斯特劳斯表达了他对卢梭的景仰之情，他在书中声称“卢梭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大师，在他面前我们献上虔诚的感激之情。”《优郁的热带》是在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领域的一次结构主义的历险。这本书仍然与拉康上述的立场有关，即否认笛卡尔主义的“我思，故我在”。列文一斯特劳斯问道:我是谁?他的研究成果恰恰在于否认“我”的自明性，而朝向我与他者之间的话语结构关系。他这样说:“实际上，我不是我，而是最稀薄微末的他人，这就是卢梭在《忏悔录》中的发现。”28列文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卢梭在《论不平等的起源》一样，在后者那里，卢梭成功地揭示出一个西方传统所不熟悉的社会，以大量丰富的资料表明了另一种风俗，启蒙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忧郁的热带》出版后在法国国内引起巨大反响，1955年12月24日的《费加罗报》把它与孟德斯鸡的《波斯人信札》在18世纪的影响相提并论。著名文学评论家巴塔耶称赞它是一本伟大的著作，从此使小说领域向最专业性的“活动”敞开大门，它激发了新的感受性，它使科学发现成为一件艺术品。
相比之下，福柯是结构主义者中的晚辈，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出山之作《癫狂的历史》起草于1956年，1961年出版。这本书的要害是批判了(伏尔泰以来)所谓人的精神或主体性笼罩下精神风俗的历史，进一步说，它批评以逻各斯为中心的主体性历史观，使未曾被历史学家书写过的癫狂从被压抑和监禁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这种想法与列文一斯特劳斯不无关系，因为后者以相同的方式考虑原始社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列文一斯特劳斯和福柯一样揭示我日常生活中所缺失的“生命”。福柯也是一个旅行哲学家，想做一次尼采那样的精神旅行。值得一提的是，福柯也从文学家中获得灵感。他这本书处处弥漫着列文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风格，只与话语结构打交道，把话语等同于一些语法结构的排列习惯;又与影响了20世纪众多哲学家的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布朗肖的思想关系密切，后者一个重要的写作手法就是使文字与现实脱离关系，用福柯的话说，表达与看见绝不是一回事。福柯着迷于布朗肖的写作方式，甚至说自己梦想成为布朗肖。“这样的文学感受性引导福柯追寻贝克特(Beckett )、巴塔耶……的踪迹。”29。“在……外部的思想”(La pensee du dehors)—这也是福柯一部作品的名字，可以把它理解为:1，不断超越学科界限;2，脱离原来的自我意识范围或者从别处汲取思想资源;3，或者是布朗肖发明的一个概念:精神无所事事，悠闲与闲逛;甚至与《忧郁的热带》一样，福柯《癫狂的历史》也可以被读成一本小说，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从来就是被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是从一些最基本的神话出发建立起来的。
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几乎支配了整个法国学术界，影响遍及欧洲北美。这个时期，以上提到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在法国的声望达到了其学术生涯的顶峰。就像当年的康德一样，在法国学界，结构主义成为一种时髦，学术著作不提上几句列文一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福柯等人，就好像缺了点什么。福柯的《词与物》1966年出版时法国文坛一片欢腾的盛况颇有些像康德盛名时期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卢梭《新爱洛猜丝》的礼遇。
符号学的名字与结构主义有密切联系，它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扩大化的一种结果，这与结构主义文学研究有关，1964年，《交往》杂志第4期刊登了托多罗夫(T. Todorov)的文章《文学中意指关系的描述》，试图在摆脱语义内容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层次的符号学分析，他瞄准构成内容的形式或语法结构，认为文本的形式因素在文学意指关系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罗兰•巴特是符号学文学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1963年《新文学》杂志发表了《结构主义的活动性》，其中说，结构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活动……结构主义全部活动的目的……是重新建立一个对象……结构是对象的一种伪装。”30这种活动更关心意义的生产活动，而不是意义的内容。结构不在是我面前世界的简单再现，不再可以还原为一个实在的因素，这样的观点与法国新小说的写作手法有很多一致之处，他们都停留在文字本身的效果，把语言看作“真正的主体”，用语言代替作者的作用。
1962年，列文一斯特劳斯出版了另一本重要著作《野性的思文》。他与萨特年龄相仿，是当时法国思想界的两个大师，但是结构主义最终“战胜”了存在主义。《野性的思文》是一本与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唱反调的著作，列文一斯特劳斯毕业论文
http://www.Lwfree.cn/一反以往的人类学传统，声称原始的思文、以情感方式表现的思文是逻辑性的思文，与我们的思文方式相比一点儿不差，但是表现的形式并不一样，因为原始思文是以符号而不是概念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是感性逻辑的升华，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与现代人所熟悉的科学思文的系统不同，这两个系统与自然之间有不一样的关系。在野性的思文中，词与物是重叠的关系。列文一斯特劳斯指出，词的抽象和丰富并不是现代文明语言的特权，它在原始语言中同样存在，但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出现:印第安人能清点出350种不同的植物，另一个原始部落N (Navam)则能区别500种以上!特别是，原始部落中流行着现代人所不熟悉的分类原则，就是以动物或者植物为一方，以人的世界为另一方，两者之间有一种模拟关系，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图腾制度:图腾分类的价值就在于这两个系列(自然的系列与社会的系列)之间结构上的同形或者同源:“图腾的幻像首先来自一种语义领域的失真，从这种畸变中升华出同一类型的现象。”31换句话说，像列文一斯特劳斯以上分析过的乱伦禁忌中的情形一样，图腾也同时是自然的与文化的，是在西方文明中自然与文化绝对对立原则之外的不同的分类原则，是对同一性逻辑的颠覆。
在《野性的思文》中，列文一斯特劳斯批评萨特坚持在时间上绵延不断的线性历史观念，认为它把历史当成一种虚构的神话。在列文一斯特劳斯看来，历史以不连续的方式在空间上展开自己的多样性，是“共时性”而不是“历时性”，并不存在萨特那样的历史整体性，而只有历史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再束缚于主体或人，不再以后者为中心，对历史的描述不再是时间的而是空间的，它反对“历史哲学”的概念:历史哲学假定了所谓历史的连续性，勾画了一条不真实的历史痕迹。历史成为“先验的人道主义”最后的避难场所，列文一斯特劳斯的著作呼吁科学走出历史。萨特对来自列文一斯特劳斯方面的挑战回应说，后者是一种“导致虚无的尝试”，认为后者故意混淆了符号学和语义学(或语言学)领域。这只能表明萨特只重视语义而忽略符号本身的独立性。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法国哲学家都参加了有关结构主义的争论，利科声称结构主义是“没有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一种绝对的形式主义。”列文一斯特劳斯对这样的称谓表示接受，认为结构主义拒绝从意义到意义的研究，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从外部和内部理解事物。”32
拉康在精神分析领域继续他的结构主义性质上作，如上所述，拉康明确了“能指”总是不确定地在“意指关系”中滑动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提法，是拉康明确了不确定的意指关系中的“能指”可以取代原来主体的作用，主体缺失或不在场，只有“能指”的多重效果之链条。于是，一个“能指”成为另一个“能指”的“主体”，不同的“能指”处于不停顿的抹去和产生之中:这就是“能指”的作用，它取代了主体的作用。一个革命性的效果是，“能指”从索绪尔关于符号的任意性原则那里得到解放，从此“能指”不离开文本或话语本身。换句话说，‘能指”从词的顺序出发构造事物的秩序—这是拉康、福柯、法国新小说共同遵循的书写原则，它是对原来认识过程的颠倒，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是在这样的境域中，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海德格尔一句著名的话:语言是存在之家，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家中。天地人神都住在这里，但是，这个家里什么都没有，因为它是一个“无”，或者说，是语言从虚无中创造世界，词语是人类的全部精神文化遗产的精华)
拉康的一个追随者勒克莱尔(S. Leclaire)认为，拉康发明了“对象() a，声称它是“一个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真正发明”:它可以分为两步:首先是唤醒一个“小小的他者”作为“画地为牢的我与他者之间的中介因素”，起着一种激发想象的作用;其次，这个“小小的他者”成为一个“对象(a，即一个缺失的对象，一个希望“借换”的对象、一个与指向的愿望本文源自辣文论文网主体相割离的(这可以比拟为意识)，简单的无意识的“能指”。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对象(a)”不再附着于想象，而是一种拉康意义上的“真实”，不是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真实，也不是从意识出发的意指关系的“真实”，而是一种“以不可能为特征的真实”，一个局部的、残缺的对象。这个对象在拉康那里，起着意指活动中的“边角料”( dechet)作用。拉康这样说，“精神分析的对象……不过就是我提出的对象a在那里所起的作用。”33这有些像对人的欲望的一种阉割，因为人的欲望只有残缺的真理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整个过程中，所谓的“能指”不是从人的欲望发出来的，而是来自文字(注意这里拉康与德里达的一致之处);毕业论文
http://www.Lwfree.cn/一个像是长了翅膀，能自己飞起来的文字，一个与人的意志相分离的文字，一种与索绪尔有血亲关系的语言或文字，把索绪尔“话语”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延伸到文字上的结构主义:事物不但是话语，也是缄默的文字。
拉康的“对象(a)”成为对索绪尔“能指”与“所指”一一对应关系的一种置换，因为“对象(a)”并不是这里的“所指”，而是一个缺失，一个残缺，一个从来没有被注意和发现的对象。“我们甚至要问，德里达是否从拉康那里简单地借用了字母a并构造了differance的概念，以作为他的解构著作的支撑点。”34。无论是否这样，这里拉康与德里达之间的相像是不言而喻的。在拉康看来，“对象(a)”是在意指关系中“所指”缺失情况下的一种补偿手段。在这个时期，列文一斯特劳斯还集中研究了神话学，认为神话的结构体现了某种真正句法的变化形态。20世纪初，西方神话学研究领域中有一种起主导作用的象征主义理论，它只研究神话的叙事本身，切断其与时代背景或环境的关系，在每个词语中寻找隐藏的意义。列文一斯特劳斯把这样的方法融进自己的研究，试图破译神话话语的密码，通过研究不同神话的差异性，建立所有神话的某种共同结构。列文一斯特劳斯认为，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掌握打开人类梦幻的钥匙，了解人类精神中的不变要素，而这些要素与外部环境变化无关，只是精神的操作空间和方式:一种非实在的或者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方式。神话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是精神的原型，不同民族神话的句法结构是可以相互移植的，因为它们都是同样一些要素的变形:不同神话就是由这样一些可以在神话内部相互替换的“能指”链条。这样的神话没有作者，没有主体或我思的位置。
1960年，法国出现了一本结构主义的著名杂志《泰勒》(几Tel Quel)，它很快成了结构主义者发表成果的大本营。在第一期上，编辑部引用了尼采的语录:“我要这样的世界，一个原样(Tel Quel)的世界。”在创刊号上，还表明该杂志的主导倾向是文学评论，特别是评论诗，因为诗被认为是精神(和艺术)的最高殿堂。毫无疑问，结构主义革命的形式主要落实在语言文字。围绕着Tel Quel杂志，培育起新的文学形式或书写形式，新的艺术语言，从这里最终诞生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法国先锋派文学艺术。在文学领域，Tel Quel杂志批评的对象首先是19世纪的古典文学，力图摧毁与哲学史同样的，以同一性或统一性为标志的文学史观念。就这个意义而言，Tel Quel杂志与当时法国声势浩大的新小说浪潮关系密切。罗兰•巴特、福柯、拉康、德里达、阿尔杜塞等经常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一大批知名思想家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泰勒”(Tel Quel)小集团。
法国知识分子称1966年是“结构主义年”，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福柯出版了他影响最大的著作《词与物》。这本书与列文一斯特劳斯的著作可以相互对照，是关于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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