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广西边境口岸城市的萌芽
[摘要]文章旨在从战争的角度来探讨广西边境口岸城市的萌芽。早期非农的聚落是得益于边境地区的两国经济交往的。但由于社会生产条件的限制，只能形成小型的非农聚落。战争是促使早期边境城市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是一种偶然的因素，一旦这种因素失去了，如果没有其他功能的出现，边境城市便迅速萎缩。同时战争的破坏性后果也会导致边境城市的迅速萧条。战争这种偶然性的因素，虽然在边境城市萌芽时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能使边境城市长期健康稳定地发展。
[关键词]战争；互动；边境口岸城市
一、边境城市发展的模式
在边境城市的发展发面，国外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他们一般认为，边境城镇的发展呈现出两种模式。第一种：传统的边境城镇发展模式。第二种：核心一边缘模式。
在我国，对边境城市的发展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中以边境城市的功能互动为代表。张丽君、李澜、王燕祥从城市功能出发，研究毗邻中外边境城市的良性功能互动。认为边境城市的存在与发展并没有造成功能雷同重叠而导致恶性竞争，反而形成了彼此为对方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优化以及城市的相应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毗邻中外边境地区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本文旨在从战争互动的角度来研究广西边境口岸城市的萌芽。广西边境非农聚落发展成为近代城镇则主要归功于战争，作为军事重镇的功能促进了边境口岸城镇的形成。
二、早期广西边境城市的萌芽
桂越边境地区多为山区，历史上一直人口稀少，村落稀若晨星，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且多为无人居住的地区。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境地区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尤以东兴、凭祥发展较早。东兴市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东南濒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接壤，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是我国与越南海陆相连的地方。凭祥则自古为中原通往越南地区的必经之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而在某些地理位置独特的地区，如：东兴、凭祥首先形成了早期的非农聚落。在广西边境城市的萌芽过程中，地理位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历史上广西边境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本地经济同外部经济的联系不是十分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分散的、小规模的和相对孤立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区域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城市这种同经济联系密切广泛、社会分工复杂多样、生产流通规模巨大、人口与社会经济活动高度聚集的社会空间组织形式同该地区发展现实是不相适宜的。因此凭祥和东兴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城市化聚落，所出现的是小规模非农业聚落的聚集。
(一)经济互动与早期非农聚落的形成
促使边境地区非农业聚落形成的动因一是行政管理中心功能发挥的需要。无论是土官统治，还是流官统治，统治者总是要在一定的便于通讯联络、发号施令的地点修建官邸、衙署、兵营、仓廪等设施，还要筑墙掘壕以防御。统治者及其僚属、家眷、军队、仆役等从事非农业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聚集，引起为之提供各种服务的非基本城市经济活动及其行为人的相应集中。
经济因素对东兴、凭祥的萌芽与兴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历史上虽一直存在边民互市，但规模甚小。1729年清政府实行“大开洋禁”的政策后，西方近代工业制成品得以经越南流入我国。我国的出口商品亦得以经越南的出海口岸进入东南亚以及海外各地。凭祥之地遂成为我国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中越边境贸易的商品货物集散地。清光绪二十辣年(1900年)，中法合建成连通东兴与芒街的“国际铁桥”，中越双方边民互市开始频繁，加上国内商贾慕名纷纷前来，使东兴的商号铺子猛增，各种货物也随之而来。民国初年，东兴的边境贸易逐步发展，美、英、法、日等国运人越南的商品，如洋纱、西绒、棉布、日用百货、香烟、洋酒、金属制品等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东兴市场，并销往内地。当时中方出口的商品有药材、陶瓷制品、生猪、三鸟、炮竹、青麻、肉桂、八角等各种农副产品。虽然这种边民互市的确对边境城市的萌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总是为战争等原因所打断，对边境城市的萌芽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二)战争互动与边境口岸城市的萌芽
促使城市化聚落形成的重要因素作为军事重镇的功能。由于广西边境地区历史上战争频繁发生，凭祥之地先后修建了许多军事设施。最著名的当属友谊关，关城距凭祥市区南18公里，距越南同登镇4公里，距谅山市16公里。关城处于两山对峙的险坳处。该关始建于汉代，初名雍鸡关，后改鸡陵关、界首关、大南关、镇夷关、镇南关，1953年改为睦南关，1965年改现名。现在的关楼为1957年重建，楼高22米。此外，距市区以北22公里处的中越边境河口处建有平而关。区东南16公里处建有油隘关。关口位于峡谷之中，十分险要，自古就有军队驻防。1790年，清政府应越南国王阮光平之请，将其开辟为与越南贸易的商埠。在市区西北8.6公里处的山坳中，还有一关名为狭关，是越南边民进入凭祥市区最便捷的通道，历代均设重兵把守。清末任广西提督苏元春率部修建了大、小连城。除关隘外，凭祥境内还有历代修建的众多炮台。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越南不靖，督臣瑞膦虑其越界，以防勇二千人扼守钦州。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曾国荃因钦州之东兴街地接越南，拨劲兵二营驻守，续拨老勇三营助之。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法国侵占越南，督办两广军务大臣彭玉麟增调营勇前赴钦州。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彭玉麟又以钦州地广兵单招募乡团协守。苏元春任边防督办时，沿边界线筑了许多炮台、碉台和各关隘卡。而军事设施同驻军是分不开的，这些都需要派兵驻守，故当时广西边防驻扎了大量的边防军。为了确保边疆的稳定，必须解决这些长年累月驻守边防的军队的军需生活，稳定边防军的情绪，提高边防军的素质，充实边防力量。于是，增加边境地区人口，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调剂、提高边民生活，就成为当时急需解决的要务。这要务的解决关系到边防建设的成败，关系着边防的巩固。为此，当地地方官采取了许多办法。例如清末的苏元春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苏元春鼓励官兵的亲属迁来边境，并动员人口密集的钦州、廉州、玉林等地的群众迁到边境地区落户，苏元春还拨出一笔款建造房子给他们居住。其次，开设圩市。中法战争前，中越边境由于交通条件不便等局限，商业不发达，集市较少。边民的交易也多在路旁、屋檐之下进行，很少成市。苏元春任边防督办时，为巩固国防计，倡导移民实边，开发边区的同时开辟圩场，活跃边境经济，形成了城市的雏形。凭祥之所以成为国际交通运输枢纽，不能不说是要归功于中越铁路运输线的建设和开通。然而该铁路的修建也是出于战争的目的。大量驻军集中驻扎在凭祥之地，使城市获得了各种非农产业实现聚集可以依附的支柱型“产业”，尽管有人认为凭祥自古就是中越交往的交通枢纽和关隘之地，但历史表明，直到近代，只是由于战争的作用才使凭祥真正具备了交通枢纽的功能。城市聚集也才得以随之发展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沿海各口岸多被日军占领和封锁，东兴成了幸存下来的中国西南沿海主要口岸。当时国际支援中国的军需品和救灾物资，大部分是通过越南海运转芒街进人东兴的。同时，外国商品也随之通过芒街进人东兴，然后销往各地。防城的大宗土特产肉桂、八角、砂仁等大都经东兴出口，远销国外市场。东兴、芒街的边民和中越各地大小商贾云集互市，川流不息，甚至通宵达旦，更兼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芒街招商，开办赌场、舞厅、酒楼、妓院等等。因此当时的东兴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同时在凭祥，为了获得外援，中国在法国的资金支持下，于1938年开始修建南(宁)镇(南关)铁路。1939年夏，铁路铺轨到达宁明县(后因日寇疯狂空袭，修路困难，工程停滞)，与铁路修建同时并举的还有公路运输。国外进口的各种军援物资源源不断地由越南经凭祥陆路运往国内各地。由于管理军用物资的需要，许多战时军政机关纷纷在凭祥设点办公。其中包括：国民政府军政部驻凭祥办事处、中央西南运输处、广西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广东筑路公司、大连城及南山汽车装配厂、湘桂铁路镇南段办事处以及来自外省的私营筑路承包商等等。这一发展使凭祥人口和非农业社会经济活动的聚集程度骤然提高。城市人口从原先的2000多人猛增了一倍多。
城市人口和基本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聚集程度的提高又导致为之服务的各种非基本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相应急剧发展。为满足人口对食品、日用百货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每日数以百计的小贩涌人越南采购洋酒、香烟、汽水、水果糖等，以供军队、公务员和工人之需。每逢圩日，狭窄的街道人流拥挤，市场热闹空前。由于东兴、凭祥辖区面积狭小，又没有什么工业，所以几乎所有城市居民所需要的消费品都得从外部输入。总之，因为军事性交通运输枢纽中心的功能带动，战时凭祥的城市发展、人口与其他产业的聚集与扩张呈现处一派繁荣景象。
然而，由非经济因素导致的城市化聚集是不稳定的。这种互动没有建立在稳固的经济基础上，是一种偶然的互动。边境城镇由于偶然的原因而兴起。也会由于这种偶然原因的失去而必然衰落。战争和军队集结从来都不是人类历史上可以长期持续的现象。一旦战争结束，军队移防，城市要塞、军事交通运输枢纽中心的功能也就会随之丧失。这时如果没有新的城市功能取而代之，城市发展就会出现停滞或萎缩。
三、互动的缺失与边境城市的萎缩
战争——这种偶然的不良动因在促进边境城市聚落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战争中的陷落与破坏，也给城市聚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39—1944年日军对凭祥进行过许多次野蛮空袭，并三次入侵和占领了该城。中国政府以凭祥为通道取得国际援助的计划被迫终止。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与国际间联系的各海口通道恢复通畅，不再需要经偏远的凭祥至越南的海口而直接出海了。凭祥的城市发展由此陷入了停滞与萎缩状态。到解放时，破败的县城仍未从遭日机轰炸后的残破衰败中恢复过来：城区仅0.3平方公里，有三条小街；居民仅剩200多户1000多人口，为1939年时的一半；居民有1／3为茅草屋，就连县属也仅为简陋的砖瓦房。城市经济十分落后，仅有几家私营手工作坊生产简单的铁器、木器、竹器、土布和酒精饮料等。从生产规模、产品的结构与质量等方面看都难以大量向外地域空间输出，仅可以满足本地居民的部分需求。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像样的城市经济部门了。城市基本功能缩减为单一的小范围地域空间的行政管理中心。在经济上，城市完全依赖乡村的供给而不能对乡村提供发展所需的各种商品与劳务。城市完全失去了生气与发展动力。一度繁华的东兴在1945年由于日军入侵东兴后，顿时变得萧条了。
而战争中的破坏作用和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也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发展。1978年以后，中越交恶，越南大批驱赶华侨并挑起边界武装冲突的行为为凭祥城市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由和平友好的边界一度变成了血与火交织的战区。凭祥人民和平安宁的正常生活被打破了。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也无法再正常进行下去了。中越两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边境贸易于1979年完全中断。中越间的铁路、公路交通也于70年代末断绝，十多年不曾恢复。直到1985年，凭祥仍未摆脱城市经济发展凝滞的困境，被列为广西48个贫困县市之一。该年凭祥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393元，人均国民收入为366元。粮食连年需要依靠国家从外部调人。1955～1985年期间，调入粮食相当于同期凭祥粮食消费的52.6％。财政连年赤字，除1961年外所有年度都需要依靠上级补助才能做到收支平衡。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很低，农村居民的状况更为窘迫。边缘区乡有25％的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1985年市政府《关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建设及以后发展规划报告》指出：与内地相比落后15年，与全国发达地区相比落后25年以上。
四、结论
广西边境地区早期非农聚落的发展得益于边境地区的良性互动，但这是一种偶然的因素，一旦这种因素失去了，如果没有其他功能的出现，边境城市便迅速萎缩。同时战争的破坏性后果也导致了边境城市的迅速萧条。战争这种偶然性的因素，虽然在边境城市萌芽时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能使边境城市长期健康稳定地发展。城市要获得健康、稳定的成长，只有在边境地区和平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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