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新闻传播事业得到飞速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一是要拓宽视野、调整角度，以新的历史使命感来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二是要深度挖掘、抢救史料，以确保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深入进行。三是要与时俱进。全面推进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通过思考分析其意义，以指引我们今天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的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速度相当快。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传媒集团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新闻传播政策的调整等等，为广大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话题。地方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领域里，重庆、上海、武汉、香港和西安的抗战新闻活动的历史地位总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作为抗战新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广西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历史地位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是未被人们经常提起，这与蜚声海内外的“抗战文化名城”的文化繁荣的景象极不相称。改革开放以来，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有了相当的进展，不少研究者参与了这项工作，收集挖掘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相对于整个城市的全面发展以及城市地位的迅速提高，相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需要，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还有其明显的不足，显得比较滞后，以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闻传播事业方面有着光辉历史的桂林至今仍然没有一部《桂林抗战新闻史》。显然，对桂林抗战新闻传播史活动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之不足已经成为它无法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获得应有地位的最大障碍。
因为地利之便，近年来笔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经过大量的检索、重点翻阅及初步研究，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特别是战时报业史的研究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与思考，现不揣浅陋，将之付诸文字，以求引起各方重视，共同推进这一工作。
一、拓宽视野、调整角度，以新的历史使命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
桂林抗战新闻史是抗战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地方抗战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近10年来继续保持兴盛的势头。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最引人注目，发表了相关论文200多篇，出版了著作10余本，但对战时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多着眼于文学、艺术等方面，而对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新闻传播研究仍是一个空白。过去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从学术的角度对抗战时期的桂林新闻史实进行梳理，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和分析，不失为今后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抗战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方向。
同时，桂林抗战新闻史也属于新闻史研究的范围。新闻事业发展史是新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现在经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基础扎实、发展稳定的学科。但是，在这种繁荣局面中，还有不少需要充实填补的地方，比如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地方新闻史研究等。其中，也包括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抗战时期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个大城市如重庆、上海等都已出版了自己的地方新闻史著作，就连一些普通省、市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抗战新闻史。可是，作为在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桂林，却至今没能出版一部抗战新闻史。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已经成为该学科的薄弱环节之一，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界尤其是新闻学界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作为一座抗战文化名城，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8～1945年，先后有100多家报纸在桂林出版发行，为抗战时期沟通传播信息、服务大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批的文化名人曾经在这块土地上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大声疾呼，国际新闻界也曾经在这里开展过较大规模的新闻活动。抗战时期桂林新闻史上发生过的所有这一切，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桂林乃至广西的经济与社会生态，影响了桂林人的精神文化风貌，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的整个中国。认真、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部辉煌的历史，是我们新闻事业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发展也需要我们全面深入地做好这一工作。
桂林自古是广西门户，也是与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桂林成为文化重镇，影响辐射至华南、西南等地。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桂林的经济建设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城市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作为自治区“文化广西”的一个重要棋子，桂林又一次成为时代的焦点。相形之下，近年来由于文化事业发展滞后，城市文化品位与城市地位还不能完全相称的尴尬也日益凸显。事实上，这个状况也已经对整个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如何挖掘桂林丰厚的文化资源，全面深入地研究桂林的地方文化，包括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尽快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综合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与成果，是我们今日应该也必须解决的问题。
此外，地方新闻史研究对本地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笔者认为，重视桂林地方新闻史研究，全面深入地开展这一研究，应该尽快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二、深度挖掘、抢救史料。确保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深入进行
历史研究离不开第一手原始史料，因此，相关史料的搜集、挖掘、保存就显得十分重要。由于抗战末期桂林的沦陷，使得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相关史料，尤其是战时报业发展的相关史料大量毁于战火。这些第一手史料的缺失，导致很难勾画出一幅当年新闻报业的全景图，他们的活动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界、对当地公共舆论的形成发展、对当地政治文化的演进究竟产生过什么具体的影响，已无从得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抗战胜利已经60多年了，当年活跃在桂林新闻界的新闻工作者多已过世。抓住有限的时间，尽可能抢救挖掘一批史料非常必要，也非常紧迫，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广大学者对实物资料和口头资料的抢救性搜集和整理，史料整理工作取得一定的进展，并有一系列的著作相继出版。当前，最主要的史料著作有：《八桂报史文存》(张鸿慰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桂系报业史》(张鸿慰主编，1998年内部准印证号：11241)、《蕻蔚集》(张鸿慰著，2003年内部准印号：0036071)、《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吴颂平编，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国际新闻社回忆》(吴颂平编，湖南人民出版，1987年版)、《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王晓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桂林文化城概况》(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大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桂林抗战文化史料》(魏华龄编，漓江出版社，22万字)、《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龙谦、胡庆嘉编，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53万字)。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如观念意识的偏差、研究视野的相对狭隘等，都令当年挖掘的史料留下了许多不足。以抗战时期报业为例，搜集这些史料大量集中于倾向共产党办的报纸——《救亡日报》的相关情况，而关于桂系如《广西日报》和国民党中央系统《扫荡报》的报纸及其他持民间立场如《大公报》的报纸，相关史料的搜集却非常稀少。即使有少数资料谈及这些报纸，回忆者也多半力求凸显其与自己所理解的、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部分，而忽略其自认为与当时政治标准不甚吻合的其他部分，缺乏足够的客观性与全面性。他们对当年史实的回忆本身，也多持纯政治的单一观点，而缺乏多角度的、综合性的全面认识。还有许多方面的史料尚付之阙如。如因为当时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许多本应引起注意的史实与人物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那时的史料搜集工作中被忽略了，等等。此外，加大对原始资料如当时报纸的搜寻力度与搜寻范围，也是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重要使命。档案馆、民间收藏、港台及海外的相关保存与研究机构，都是可以也应该考虑的搜寻方向。当然，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单靠研究者个人的努力是难以有重大收获的，必须取得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参与组织协调，以获得资金与人员等条件的基本保障。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是一项浩繁的工作，要想获得高质量的成果，使之真正有益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有益于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就必须花大力气，做踏实深入的工作。
三、与时俱进。全面推进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
目前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对桂林抗战时期新闻传播活动时代背景的研究；当时主要的新闻刊物及传播特色的研究；抗战时期名报人新闻活动研究；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影响力的研究等。但总的看来，应该说这项研究仍然还处于一种比较概略、简单的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多，建立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数量就更有限。要改变这一状况，推进这一研究，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以往的研究往往是用研究中国革命史的范式、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泛政治化的倾向来认识评价所有的媒体与新闻工作者。这样的历史传统，明显地限制了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范围、影响了研究质量，使我们不但忽略了许多重要问题、重要现象、重要人物，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及研究成果大量引进，国内学术界以这些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不能否认，这些理论包含了很多人类文明的精华，有很多应该学习借鉴的地方，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其中也掺杂着不少的糟粕。如何以马列主义的新闻观为指导，科学合理地吸收、利用人类一切有价值的理论，扩大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做好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工作必须注意的首要问题。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研究桂林抗战新闻史，单单理清其发展线索、介绍一些主要的媒体及少数重要典型如《救亡日报》之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拓宽范围与深入局部两方面推进、加强这项工作。比如，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产生、成长的经济文化环境及其产生原因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对当地新闻事业演变发展的规律，对抗战时期各媒体的主办宗旨与定位，对抗战时期各媒体宣传报道的内容、版面栏目、编辑写作水平、风格特色及经营管理的方式，对抗战时期各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对重要新闻事件、重要新闻工作者，对受众，对当地媒体与外地媒体的比较等等，都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只有做好了这些基础工作，才能对桂林抗战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史有科学的认识、客观的评价，也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桂林抗战新闻史。
另外，还要注重纵向比较研究。过去的研究者多将注意力集中于抗战时期的桂林报业。注重这一时期的报业当然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仅仅注重这一时期的报业肯定也是不够的。抗日战争以前的桂林报业自有其本身的光彩，虽然因为地处偏僻、交通极端困难，桂林新闻事业的诞生与发展都落后于沿海先进地区，但是在广西、在西南，桂林的新闻事业都是举足轻重，占有着重要地位的。不能因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辉煌而完全遮蔽了初期报业的光芒。况且，抗战时期活跃在桂林新闻界的主要大报，如《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大公报》等事实上并非本土报纸。虽然它们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桂林的报业，但毕竟二者之间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现在如何理清与认识外来媒体对本地新闻事业的影响以及二者问的精神联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不能仅仅用对外来媒体的研究取代对本土媒体(主要是报纸)在复杂环境中演变发展状况的研究，却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简单道理。只有扎实做好以上这些断代史、专题史之类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通史的研究才能顺利地进行。
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是一项重要工作，是值得我们投人精力认真完成的。如果能够得到各方面重视，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能有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其间，这一工作一定会有迅速的进展与丰富的成果，从而为桂林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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