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流派 第3页
(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本流派。以河南大学许兴亚教授和福建师范大学李建平教授为代表的从文本考据出发的学者，针对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临的文本危机，强调开展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开展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有助于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学说，认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著作中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后由他人整理出版的，这部分著作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值得研究；有助于追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进程，动态地、历史地和完整地把握其思想；有助于澄清和纠正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一些不准确甚至错误的理解；有助于我们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和合作，并回击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污蔑。
这一流派的学者着重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文本本身，不在于对文本如何进行考证、校勘和复原，而在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本所体现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思想，厘清马克思文本的原有真意，挖掘它的内在精神意蕴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他们认为，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可深化对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偏见、误解和超越客观历史条件下的某些理论上的局限，以便不断做出理论创新，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构造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这一流派的学者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学界有些学者不顾我国国情，试图用所谓“市场经济一般”、“资本一般”、“股份制一般”等说法来“规范”或“评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状况，评述了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应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来的要求，以新的经验和新的结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二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流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奉为教条。他们认为，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试图用所谓“市场经济一般”等理论来“规范”和“评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坚持唯物史观，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这类学者中，还包括奚兆永教授和赵学增教授等。
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找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路径和方法。同时，应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互关系，在分析、批判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是武汉大学的顾海良教授、颜鹏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易风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王志伟教授等。
这一流派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和坚信中国“转轨经济”催生了一种双重多元化趋向(倾向)，即体系多元化和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其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后一种倾向。提出有必要用完整的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的学说来指导和建立科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之成为社会实践的科学反映，并用来指导现实经济活动。他们认为，这是一项“去标签化”、“去空洞化”、凸现其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工程。
这一流派学者强调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是以原生态形式存在于马克思经济学经典著作中。因此，应从他的原著文本去解读。但要防止对马克思构建学说的片面性或肢解性的所谓西方“解构主义”的解读趋向。这种非整体性解读就是不承认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肢解马克思”和“异化马克思”，这将会抑制马克思理论的原创性和生命力，使许多理论闪光点和生长点、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和思想线索被遮蔽，从而出现逻辑体系构建方法“半截子化”、研究对象狭窄化、研究内容空洞化、政治经济学本身趋于僵化和边缘化等问题，这会逐渐丧失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而导致指导思想多元化倾向。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是既要“回到马克思”，又要在实践、创新并吸取当代经济学家(包括西方经济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发展马克思”。
这一流派学者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主张市场导向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绝不应从马克思经济学说转向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政策和法律主张或两种指导思想共存。强调不能人为地割断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内在联系，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生命力或理论张力。
(四)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流派。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生态经济学研究。多年来，先后发表大量论文和学术专著。如，《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发展绿色经济推进三重转变》、《企业生态环境优化技巧》、《刘思华选集》、《刘思华文集》、《刘思华可持续经济文集》等。刘思华教授认为，传统或现存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它的理论框架是以生态与经济相分离为特征”，其理论范式是建立在纯经济学观念基础上的，它不仅把自然界视为一个不变因素，而且把经济看成是一个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只是就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现象与过程来研究和揭示经济运动与发展的规律性，而没有将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揭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研究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演进规律。早在1997年他就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率先提出“生态资本”概念，确立了社会总资本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构成的可持续发展资本理论模式，首倡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内因论(即自然生态环境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主张社会生态经济人、生态生产力和协同构建除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之外的第四大文明，即生态文明。
刘思华教授和杨志教授等学者着重提出应创造性地开展生态文明和循环经济的研究。强调应融合古今中外思想，特别是从马克思经典作家思想和当代实践出发，确立生态危机、生态时代、生态革命与生态文明的系统理论。他们认为，当前各国经济增长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国际性的重大问题之一。这种矛盾，一方面说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说明从经济学理论上阐释循环经济势在必行。他们强调主流经济学不愿意阐述也不可能阐述的问题，正是非主流经济学全力关注、探索和研究的问题。鉴于这种事实，从理论上认真研究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在循环经济问题上的态度、立场、方法和观点及其差别，无论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现实的市场经济操作，特别是对制定我国“后京都时代”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一流派学者认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生态环境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利益，直接决定和影响到每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正如程恩富教授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三届论坛上所表示的，真正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把生产资料和自然生态置于人类社会的共同掌控之下。自然环境私有化和单纯商品化，无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只能加剧生态危机。经济发展不考虑环境成本和把自然完全商品化，都会损害环境再生产的条件。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环境的使用效率，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进步被用于为资本积累服务，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始终伴随着经济规模的膨胀，结果加剧了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只有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一个不被利润的追逐支配而以满足人类共同的、真正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及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为目的的新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刘思华教授曾提出：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济学、生态学和生态经济理论，有利于更好回应21世纪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消除生态危机，为探索出一条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道路提供新的指导思想。杨志教授认为，从我国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角度看，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实施节能和用清洁的石油能源代替煤炭的战略，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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