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的小说和电影，通过作家和导演一脉相承的创作技法，联袂出演，共同谱写了艺术审美活动的新乐章。苏联电影艺术大师普多夫金曾说：“小说家用文字描写来表述他的作品的基点，而电影编剧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则要运用能从外在形式来表现的形象思文。”P小说是通过静态的语言来描写出事物的状态，引发读者丰富的想像；而电影是通过动态的影像声音形成的语言来呈现故事的发展变化，观众可以直接从动态的画面中感受主题。简而言之，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而电影则是在叙事的基础上加入了声光等视觉效果的一种艺术。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别，直接导致电影在改编过程当中的各种问题。
在当今这样一个全民娱乐的社会，冯小刚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拍摄这样一部超风险的电影，可见其人生态度的执著。从刘震云一九九三年创作《温故一九四二》到二零一二年电影拍成，已过去近了二十个年头。 刘震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当时心里完全没底，那是本调查性的小说，只有人物群像和大致的历史背景，连叙事主线都没有，根本不适合影像化。”[2](P70)然而创作者的沸腾血性早已凝固成岩石一样，支撑着从未泯灭的信念，肩负着唤醒国人的使命。让今天远离苦难的人们无论老幼，亲眼见证我那苦难民族的一场灾难，这虽与当下灯红酒绿不甚和谐，但每一个看过影片的人都会深陷于一场内心的煎熬。从电影的上映情况来看，这样一部能够震慑大众心灵的作品无疑是成功完成了小说到电影的转换，同时也在中国电影改编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就将以影片《一九四二》为例，从叙述学的角度的重新定位以及视觉性画面的完美建构两个方面来对其改编的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展现从小说到影像蜕变的独特魅力。
一. 叙述角度的重新定位
尿激酶溶栓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疗效观察 （一）从一元到多元——故事主题的分化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是一个意义丰富的文本，他以调查体的形式，通过对经历灾难的老百姓的采访实录来对被宏大叙事遮蔽的灾难真实进行了呈现，同时也质疑了我国文化中一些伦理道德缺陷。究其所要表达的主题来看，《温故一九四二》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刘震云对每一个场景都进行了真实的叙述，并在每一幕场景的背后附上作者尖锐露骨的批判性议论。这种批判的矛头常常被指向在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名党政府：“这时，出现了一个地方省的旱灾，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死掉一些本就无用、是社会负担的老百姓，不会改变历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层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处理稍有不慎，历史就可能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从历史地位上说，三百万人确没有一粒花生米重要。”[3](P9)这样的描写，将蒋介石“独夫民贼”、老奸巨猾的形象生动的刻画在读者眼前，使读者不由得攥起拳头，咬牙切齿起来。小说以其自身独特的话语方式，使得读者的潜意识里接受了作者的立场和观点，因此，读者们一般会不约而同的将小说的主题解读为国民党政府对老百姓无视、啃噬、剥削的残酷行为的强烈批判，甚至出于不得已的理由肯定了日军对我国老百姓的粮食援助而导致国民党垮台这种必然性结果的发生，从而教育统治者应当汲取教训。小说中虽然也用一定的篇幅来表达对人的同情，但其对意识形态层面的客观批判则更为尖锐与突出。
电影是一种视觉语言，它表达方式与小说有质的差异。艺术家运用美学原理，通过点、线、面，黑白灰，色彩搭配，组织和安排布局，将原本所表现的内容和意义进行再创造，以达到多元化的主题。电影《一九四二》一方面继承了小说主题表达的政治批判性，但电影与小说的表达差异与外界因素的干扰使得电影在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方面并没有真实的切合原著，如对一些政治事件的细节的删改，缺乏真实血腥灾难的镜头等，使得原著的批判性在电影当中有所淡化；而在另一方面，出于电影艺术审美的需要，
胡桃夹子食管患者食管动力与精神心理因素相关性研究 它需要一些能够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震撼与感动，所以电影在主题方面也力图注重“人”表达，表现出人文主义的意境。电影在小说的多条叙事线索中进行了群像关照，尽可能的将饥荒情况下的各种阶层都展现出来。例如将小说中零散的被采访者整合成一群具体的有名有姓的灾民，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底层，电影通过这些底层灾民来表现人性，通过镜头对他们的特写，加上形态各异的语言和生动的表情等细节来塑造形象：例如瞎鹿一家人在逃荒的路上虽然已经饿的神志不清，但依然用那一板独轮车拉着他那年迈病衰的老母亲，甚至为了救母而产生了卖女的想法；花枝卖掉了自己，还在临走前将换来的小米和自己的棉裤给了拴柱；老东家在失去了所有亲人之后，千辛万苦的到达目的地时，遇到了一个刚刚失去亲人小女孩，两个本是陌生的人在女孩交了一声“爷爷”之后，瞬间就成为了亲人等深入人心的画面。电影将这些细节用熟练的技巧自然融合在一起，引发观众对除了意识形态批判之外的更多的思考，例如“孝”的传统美德，人类善恶的界限，伦理道德的扭曲与悖逆以至社会两极分化的矛盾等。另外，记者白修德和天主教传教士安西满在影片中的出演也引发了观众对人权与主权孰轻孰重的思考等。电影因为时间和画面的限制，并没有完全的迎合小说的主题侧重，而是经过了导演的一番深思熟虑，在有限的画面中尽可能的顾及到所有的副线，因而电影《一九四二》呈献给大众的正是一个宏大叙事下的一九四二年的中国河南，在这种艺术形式下，观众反而可以从中解读到更多的内涵和思想，电影的主题也愈发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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