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严歌苓是一位在世界文坛上颇具影响力的华裔作家，东西文化的冲撞和不同价值观念的思考让她的创作变得丰富多样且别具一格。在严歌苓的文学世界里，对“历史”的整合与再创作让她的作品平添了一份厚重和沧桑，而“历史”中的个体（多以女性为主）也在广阔而惨烈的社会背景中展现了命运的卑微与不屈。正是这种历史与个体的结合让她的小说不同于当下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本文将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论述严歌苓笔下女性形象的卑微与顽强。
一、历史叙事下的女性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潮流来看，言说“历史”是一种较为传统的写作方式。无论是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还是“新历史小说”，我们都能从作品的字里行间触及到历史的脉络。以《保卫延安》、《红日》等作品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小说”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1]这些小说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且具有鲜明的“政治教化”的作用。而“新历史小说”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的限制与束缚，它以一种新颖的叙事视角和艺术实践来展现历史语境下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严歌苓的小说也可归为“新历史小说”的范畴。她用独特的艺术想象将小说中人物的传奇经历和历史的宏大叙事相结合来进行文学创作。《一个女人的史诗》、本文来自辣-文^论~文/网，
毕业论文 www.751com.cn 加7位QQ324,9114找源文《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亦是如此。战争年代的凄苦、文革十年的不幸以及平淡岁月的琐碎，这所有的记忆都揉碎在严歌苓的小说中从而带领读者走进那些过往岁月。海登·怀特说过：“历史叙事不‘再现’其所形容的事件；它只是告诉我们对这些事件应该朝什么方向去思考，并在我们的思想里充入不同的感情价值。”[2]严歌苓的小说也是在对历史的重新叙事中融入了自己的特殊体验，从而引发读者对历史进行重新思考。
严歌苓不着重建构宏大的历史史诗而更多的是以个体在历史中的成长与发展为主线（这种成长与发展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个人进步史），以个人历史的角度来展开叙事。在这种叙事方式下，具体的历史场景和历史风貌是个体生活的缩影，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多样而丰富。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崇高”与“庄重”被消解殆尽而建构小人物的平凡历史则表现的尤为突出。《第九个寡妇》沿袭了这样的创作特点。这部小说取材于河南农村的一个真实故事，严歌苓通过艺术加工和独特形象塑造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寡妇——王葡萄。在小说中，王葡萄有一双“不避人、不惧怕”的眼睛，有一颗面对人事变迁而不改初衷的真心，有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生存原则。小说开篇有这样的描述：“对于葡萄，天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听人们说：‘几十万国军让十万日本鬼子打光了，洛城沦陷了!’她便说：‘哦，沦陷了。’”王葡萄是普通的乡间妇女，在她心中没有什么抗日豪情和民族大义。她只知道做人做事“简单”就好，把家里人照顾好就是她最大的满足。所以即使面对残酷的政治环境，她还是会去认领自家的男人，还是会把公公孙怀清藏在地窖中那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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