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歌苓的另一部小说《小姨多鹤》中，十辣岁的日本女孩竹内多鹤一出场就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她以“不善跑的两腿”疯狂地奔跑，在小女孩心中这是一场生死赛跑。她要将村长们的“决定”告诉邻村人，让这些来“满洲国”垦荒的日本村民在“好死”之前能多一些选择。幸运的多鹤最终成为了代浪村为数不多的生还者，后以七块大洋的价钱成为了老张家传宗接代的工具。多鹤就这样被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她以“小姨”的身份在张家卑微的生活着。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土改运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事件都囊括进文本中。严歌苓曾说：“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3]文学要表现人性故事，而只有当人性体现为一种故事状态时，它才能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在严歌苓的创作中，历史没有那么多的大是大非，没有那么多的豪情壮志，也没有那么崇高的革命理想，她只是用自己的历史故事讲述着小人物的悲喜并试图去揭示极致环境下人性的本质。她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作家的审美判断来重新看待中国的革命史，在多变的时代中塑造出富有人性魅力的人物形象。
二、卑微存在的女性
严歌苓写出了历史中生存的女性，但历史并没有给这些女性以更多的生存空间。历史分给女性的生存空间是狭窄的，在这样的空间中，女性成为“卑微”的一群。就像学者徐虹所说：“严歌苓似乎总是乐意用一个女孩的命运列车，装下对生命的伤感和叹惋，也擅长将这个卑微的个体命运，放在广阔而惨烈的社会大背景中”[4]《金陵十三钗》就是在这样的写作意图下创作出的又一部作品。
在小说中，严歌苓以抗日战争时期沦陷的南京城为背景展开叙事，为我们重诉了一段惨烈而悲痛的历史记忆。《金陵十三钗》不像其他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它没有全景式的展现日军的侵华罪行也没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场景，小说不着重凸显中日敌对双方的仇恨而着重书写人性在战争中的表现。严歌苓以一个十四岁并具有“黛玉般小女儿情怀”的回忆者——书娟的晚年记忆来重述了在沦陷的南京城中的威尔逊教堂里，十三位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为保全纯洁天真的教堂女学生而牺牲自己的故事。小说中的女性身世悲苦、身份卑微。身为青楼女子的豆蔻只有15岁，她本是凭着打花鼓的手艺讨饭的淮北人却被别人拐走最后卖进了窑子里。小小年纪便尝尽了人生的苦楚，豆蔻是一个“心不灵口不巧心气也不高”的女孩，这样的女子若是生在太平年月的普通人家应该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好孩子。而秦淮河的头牌名妓赵玉墨则是一个“心气极高的女子”，她读过四书五经也通晓琴棋书画，只是由于家道中落而不幸被堂婶卖到了青楼里。提及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总会让我不禁联想到曹雪芹在太虚幻境薄命司里记录的十二个女子。《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是一群命途多舛的不幸女子，即使拥有如花美貌、富贵生活也终不能逃脱命运的捉弄。严歌苓笔下的十三位风尘女子亦是如此。这些金陵女子虽身世悲苦但严歌苓在塑造女子时却着重突出了她们身份的卑微。
在小说开篇，当玉墨和她的姐妹们十分卖力地翻过教堂的围墙，狼狈的来到避难所时，她们便与教堂的女学生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英格曼神父虽勉强同意她们暂时留在教堂，却把教堂的院子划分为两半，让玉墨和其他姐妹住在仓库的北角。任何女学生都不得接近她们，也不允许她们出现在仓库附近。此外，英格曼神父还为玉墨她们立下了“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在外面随便走动，不准和女学生接触”的三不准原则。而在书娟和她的同学眼中，教堂是神圣之地，像这种卖弄风骚的青楼女子是绝不能进入的，所以她们是入侵者，女学生们必须使出各种办法将她们赶走。南京城内的炮声中止了金陵城里的春梦但却没有中止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妓女即使是在神父和学生眼中也永远是肮脏、卑微的存在。而对玉墨和她的姐妹们来说，她们也已经习惯了以风尘女子的生存策略来应对简陋环境带给她们的不适。所以在小说中红菱会去勾引教堂的陈乔治从而让他说出神父藏酒的地方，豆蔻也会由于无法忍受寒冷而偷偷溜进神父的住处，而在仓库里秦淮名妓摆弄的妖娆舞步也会让纵情声色的受伤士兵忘却身体的疼痛而沉浸在这轻歌曼舞之中。在戴教官他们眼中，玉墨她们是身份低贱之人，除了充当男人的玩物似乎也别无它用。所以，在炮火中能寻得这片刻的娱乐和消遣也是极为珍贵的。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中对十三位风尘女子卑微形象的刻画是较为成功的。作为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在男权话语中是身份卑贱的玩物，在社会话语中又是不知廉耻的女性。这样双重话语的指责让我们不禁哀叹这些女子的悲戚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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