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抗卑微的女性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书写者,严歌苓描写女性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卑微,但倘若她只书写女性的卑微与卑贱,她的小说只会变成一部女性命运的苦难史。严歌苓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写作时说:“我企图用文学的假设去证明,女性像海一样把礁石包含起来。这种包容与撕碎的关系不能证明女性是弱者。”[6]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她的独到之处就在于用笔下女性在反抗卑微时所表现的坚忍与顽强来证明女性并非是弱者的代名词。
在作品《金陵十三钗》中,当日本大佐在圣诞节的夜晚向教堂的女学生发出“请柬”时,当士兵与神父无法保护单纯弱小的女学生时,救助“战争中最娇弱”生命的任务便落在了这十三位只谈风月的青楼女子身上。玉墨和她的姐妹们勇敢的站了出来,她们把头发“梳成两根辫子,在耳后绾成女学生那样的圈圈,还系了丝绸的蝴蝶结”,“穿着白纱衬衫,黑色女裙的唱诗班大礼服”。在夜色的衬托下,她们俨然就是一群单纯无邪、纯洁善良的女孩。在女学生身份的掩盖下,她们每个人都揣着牛排刀、水果刀和发钗,试图在日本兵“享用”她们时,扎瞎他们的眼珠,从而用青楼女子的绵薄之力来保全他人。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让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变得高尚起来,她们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只会抚弄琵琶、弹奏靡靡之音的轻浮女子,而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山河沦陷,无论穷富贫贱,人的命运都变得如蝼蚁般渺小,作为风尘女子的她们,虽然饱受着世间的种种伤害与侮辱,但是却依然施行着报恩与救赎,这就是作者一直以来所张扬和表现的、一种只属于女性的博大和坚毅的生命力量。”[7]张艺谋将影片《金陵十三钗》翻译为The Flowers Of War(战争之花),的确,这十三位女性在承受战争伤痛时绽放的人性之花散发出了温暖的气息,她们的存在也让阴霾的历史天空抹上粉红的色调,尽管看起来有些惨淡,但却足以给艰难行走在历史隧道中的人们以灵魂的感动和精神的抚慰。
在她的另外一部小说《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通过寡妇王葡萄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一种属于女性的坚韧不屈的生命意志。寡妇是女性中的特殊群体,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潮流来看,这一群体总是以悲苦、阴鸷、幽怨的文学形象留存在读者心中。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怀着恐惧死在漫天飘雪的祝福之夜,单四嫂子怀着对明天的无限期许等待宝儿的归来;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用尖酸阴毒的病态心理成功拆散了子女的幸福。然而,在严歌苓这里,同为寡妇的王葡萄却是仁爱的代名词,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寡妇。她不再是柔弱、幽怨并屈服于环境的女性,而是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爆发出顽强生存能力的生活强者。
在孙家做童养媳时,面对繁重劳累的家务活,葡萄没有任何怨言,她尽心尽力的按照婆婆的吩咐做事,让家人对她另眼相看;葡萄可以帮二大搞定各种难缠的赖账者,她是二大身边优于男性的得力助手。后来,丈夫死于非命、婆婆死于战乱、二大被错划为恶霸地主并判处死刑、二哥少勇因革命成为逆子……这些打击都没有打垮王葡萄,即使没了依靠,她依然不失一颗勇敢生活的信心!她到河滩上认领尸首时发现二大还有呼吸,当天夜里便将他背回家中,替二大清洗伤口、敷上白药、缠好绷带。为了保全公爹的性命,葡萄将他藏在红薯窖里,这一藏便是二十多年。小说细致而真实地写出了二十多年间王葡萄是如何保全公爹性命的过程,表现了女性柔弱外表下的生命韧性。陈思和在评论《第九个寡妇》时写道:“小说的主人公取名‘葡萄’,以干燥的环境下生长出甜蜜多汁的果实,影射了主人公的女性体味,含有丰富的象征寓意。”[8]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一直是男性的附属,一直被认为是弱者,而《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就像她的名字一样,顽强的生存力和适应性,让她成为了生活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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