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
自古以来，妇女就被传统礼教所压迫，文学作品中的悲剧形象比比皆是。无论是中国的祥林嫂，还是西方的苔丝、安娜，她们的青春，爱情，幸福，甚至生命都被断送在其中。这部小说也反应了当时社会要求女性应具备：谦卑、温顺、忍耐、服从等品格，同时要求女性作为将来男士的配偶，要具备一定的才艺和持家能力。在如此狭窄和压抑的环境下，女性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无私地奉献给家人和孩子，失去了认识和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机会。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女权代表作《第二性》中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女人的“被形成”带有明显的社会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独立自主，敢于反抗的新女性形象——伊丽莎白。与同时代的女性相比，尤其是贝内特家庭中众多女性相比，伊丽莎白尤其显得卓然不群。伊丽莎白是贝内特家的二小姐，是位中产阶级绅士的女儿，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看法，聪明活泼，理智而又独立，深得父亲的喜爱。相对于单纯善良的姐姐，浅薄愚昧的母亲和轻浮草率的妹妹，使她从五个待字闺中的姐妹里脱颖而出，十分夺目，并且颇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性。
她抛弃了束缚妇女的传统观念，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面对凯瑟琳·德伯格夫人的蛮横无理时，她一直都是不卑不亢，敢怒敢言。比如，当凯瑟琳夫人对五个姐妹同时出入交际场合发出责问时，伊丽莎白不愿奉承她，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妹妹和姐姐一样，可以外出与人交往，年轻人都有权利享受快乐，而不能因为年龄受到苛刻的限制。尤其当凯瑟琳夫人为了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达西来威逼伊丽莎白时，机智勇敢的伊丽莎白针锋相对地反击了她，毫无惧怕的伊丽莎白据理力争，指出凯瑟琳夫人没有权利干涉她的事，甚至宣称：“我决心做的事仅仅是，我觉得怎样可以得到幸福，我就怎样得到幸福，而不求教于你，也不求教于任何与我完全不相干的人。”[7]这里的伊丽莎白是理智的，独立的，明确知道自己想要的幸福，敢于说出自己对婚姻的见解。
当时的社会要求女性姿态优雅，形容端庄，赋有女性气质。小说中伊丽莎白与姐姐简感情非常好，在得知姐姐在宾利家生病后，因担心姐姐的病情，怕简因没有亲人在旁，孤单落寞。独自一人步行三英里的泥泞路程去看望简，仪容不整地出现在上流社会人士面前。在当时那个极其注重传统女性气质的社会，伊丽莎白的举动让所有人感到震惊，她一走便受到宾利姐妹的品评嘲笑。一向不太看重礼仪的达西先生，看到因赶路而脸色红润的伊丽莎白感到喜爱，但也在想着是否值得她只身走这么远。伊丽莎白则毫不在意，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出于对姐姐真挚的爱，无可指责。伊丽莎白的才智与胆识、聪明与幽默以及真诚与善良，都是自己真我的展现，散发着个人独特的魅力。在附庸风雅的上流社会中，她显得别具一格。
“当时，很多中、上流社会的妇女学习才艺，不是为了自我完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装饰自己，以便能吸引可能和自己结婚的人,让自己成为社交聚会上的‘宝贝’”， [9]让自己在婚姻市场上多一些交换的筹码，有很多结了婚的女人便不再练习才艺，除了少数真正喜欢的。“这些才艺只是为了让女性具有表面的魅力，却无法让他们获得任何实用能力。”[10]伊丽莎白并不特别精通音乐、绘画、跳舞等才艺，但是读了些书,有见识，聪慧机智又充满活力，她丰富的个性和内涵，不凡的谈吐和独立的人格，让傲慢挑剔的达西也对她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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