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是一个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名词，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够进行快速迅捷的互动交流，即打破了以往传统媒体单向性很强的缺点，着重于强调受众的反馈，着重于建立受众与受众之间、受众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着重于发挥受众的作用。如社交网站、微博、BBS等等。如果说议程设置是建立在大众媒体通过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来向大众施加影响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在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就会迅速减弱甚至消失呢？事实并非如此，2012年8月发生在陕西省的“表哥”事件，在网络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很值得我们深思。下面让我们重现事情的发展经过。
一、陕西“表哥”事件回顾
在延安“8.26”特大交通事故中，原任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的杨达才微笑的照片最早并非是通过正规媒体走进公众的视线的，而是通过网友的微博。这条微博很快在网上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并开始在网上掀起了争相讨论的热潮。此时的“微笑门”还只是停留在小规模的对于杨达才的道德谴责层面上，并未引起正规媒体的注意。
其后杨达才于8月29日晚就网友的质疑问题参加了一个网络访谈节目，解释了其“微笑”的原因，并向广大网友道歉。8月30日，重庆晨报刊登了一篇相关新闻报道，文章详细报道了杨达才在网络访谈中的问答细节，并就此提出了网友们认为还未解决的疑问。由此“微笑门”事件开始出现在正规媒体上。本文来自辣*文-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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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网友们对于杨达才道德的批评开始上升到“反腐败”的层面上去了。网友在网上贴出了多张杨达才的价值不菲的名表和腰带的照片。杨达才再次通过微博解释称这些属于其合法收入。网友的质疑声虽然引起了官方媒体的部分关注，但是陕西省纪委也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调查而已，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9月1日，三峡大学的一名学生刘艳峰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陕西省财政厅寄去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希望公开杨达才的工资详情。虽然其得到了陕西省财政厅的官方的回应，但其申请仍未实现。
9月20日，陕西省纪委对外表明，杨达才确实存在着严重违纪现象，根据相关规定，决定撤销杨达才所有职务。对调查中发现的杨达才的其他违纪线索进行进一步调查。
在这整个事件中，网络新媒体作为发生平台和推波助澜者，对于事件的进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正是通过议程设置理论来实现的。
二、议程设置的相关理论
(一）议程设置的概念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反映大众传播与受众对于社会生活中各项事务重要性判断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说，最早是由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首次提出，论文题目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他们认为，“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会作为‘大事’反映在受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93]
首先，从大众传媒对社会大众的影响效果层面来说，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更强调的是对于公众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也就是说，大众传媒能够影响人们去关注什么样的话题。并且由于传播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而认知是其发展的第一个环节，如果大众传媒从认知角度入手去影响社会大众，那么不可避免的也会在态度、行动方面对人们产生相应的影响，即影响人们应该如何去思考、如何采取相应的措施等等。其次，“议程设置理论”所考察的并不是某一家媒体在短时间内对社会上某一个事务进行报道所产生的微观的影响，而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活动在一个较长时间跨度内所产生的宏观的影响。最后，“‘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93]这就意味着，大众传播媒介对于外界世界的新闻报道并不是对于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一种有目的的、有取舍的过程。大众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以及报道方针等等，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部分进行加工、重新结构化，然后呈现给受众。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信息量过于庞大，人们不可能跟他们有关的信息都保持着经验性接触，于是各种大众媒体就成为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环境的再构造”是不是对于外界事实的真实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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