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变为甲虫，这是虚幻、不可能的，但匪夷所思的是这种已经沦为“非人”的东西拥有着人类才有的道德与情感。格里高尔的变形中含有着小人物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现实寓言，这种变形身不由己，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悲哀的象征。失业导致了他断绝了经济收入，从而令家里人不能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因此家人对其抱以嫌弃、厌恶的态度。这时的家亲情不再，再也没有特殊温暖的感觉了，灰暗笼罩着一切，格里高尔在愁苦、悲哀中绝食死亡。他的悲剧本质地揭示了物化社会中人不断被异化的普遍事实，以及人格的沦丧、人性的变形、生存的苦痛。
不仅如此，综合来看，卡夫卡作为表现主义的代表性作家，现实的、却又异于寻常的变形、扭曲是他创作出的人物、故事的特色。如上文所言，他是把荒诞不稽的情节与绝对真实的细节描述相结合，来展现“现代人的困惑”，投射出生存危机的某些特有征兆。这样的写作特点在小说《变形记》、《城堡》等中均有明显体现。这些作品都精深地刻画了小人物的孤独、没有出路及压抑、苦痛的心理状态。这样便自然展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世界中的多种“异化”现象与人丧失自我的严重精神危机。卡夫卡强调描写永恒的品质和人在精神上的强烈追求也正是“表现主义”这一风格流派所主张的。[2]格里高尔是在抗拒异化、反抗上司的潜意识精神下的默默抗争中孤独地死去了，但正因这种精神，变形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有对一切无能为力的宿命论的思想，但又同时渗透出反抗的思想，表现了对希望的不甘放弃。在卡夫卡对生活阴暗面的展现背后，已具有了一种反抗绝望、绝地反击的永恒勇气，的确显示出了一种强烈的精神追求。这正是卡夫卡艺术创作的独特内涵和魅力。
回到《变形记》中来看，卡夫卡表现这个世界人与人间异化关系最突出的作品之一便是该小说。当格里高尔·萨姆沙在生活压力下变成甲虫后，在父母那没有得到关怀、怜悯，反而遭之唾弃、打击，可怜的他凄惨了结一生。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势利拜金的整个制度已深入人们的灵魂，它在一方面令人窒息、引人反抗；另一方面人们又难免地沾染上其社会中的某些缺点。为了使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书中人物正在经历的一切，在对整个故事的叙述安排时，不管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作者都以主角的直接感受来表达，而没有作者自己的插语、评论。从而在实际上使主角的恐惧不安一直伴着读者，来感受主人公对物化世界的恐惧。
格里高尔的变形在小说中是一切事情的一道分水岭。变形前，仿佛一切都很好；变形后，父母妹妹一方面吃惊、惊恐，另一方面也为他着急。其实，他们着急的原因有两点。一，格里高尔变形后将要被老板开除，家里的经济来源便断绝了；二，格里高尔的变形会成为家丑，会对家庭的名声、社会地位产生极坏的负面影响。他的妹妹格雷特，是在哥哥变形后唯一照顾过他的人。从根本上来说，妹妹的照顾有天真、单纯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功利性目的的，因为哥哥是她进入音乐学院的经济支持者。但当她日益感到格里高尔变回人形没有什么希望后，就显示出了自私、尖酸的嘴脸：“敬爱的爸妈，事情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你们不明白，我可明白。对着这个怪虫，我没法开口叫他哥哥，所以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把它弄走。”[3]格里高尔的母亲开始时还对他抱有复形的希望，但也同时始终视之为“怪物”，以至儿子死了多日后她才知晓，还展现出一种“忧伤的笑容”。父亲一开始便视之为家庭的厄运、负担，“一付恶狠狠的样子”，“仿佛要把他打回房中”。更不用说对儿子变形的苦痛给予理解、宽慰。之后更不把他当人对待，格里高尔一爬出房间，他便武力相待。甚至用苹果投向他，将苹果痛苦地陷入儿子的背上。当被告知儿子已死时，居然手划十字地说，“让我们感谢上帝吧！”这一切，很难使人相信竟出自亲人。而且，卡夫卡在格里高尔父亲的身上也映射出了自己的父亲。卡夫卡在与之类似的父子矛盾中，一直是个失败者，他曾这样不满地说，“因我是一个年幼的孩子，在反对父亲的斗争中失败了，但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战场，虽然他仍在那一次次地击败我。”[4]他的不屈与无奈反抗正是借格里高尔传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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