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位女性悲剧命运原因剖析
这两部作品里，两个女人无一例外地经历了悲剧命运，但由于时代的变化，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白居易的《长恨歌》前半部分主要内容是炽热的恋爱伴以严重的社会效果，后半部分赋予李杨爱情以新的意义。在这个故事里造成杨贵妃悲剧的原因不仅在于她是个女人，更是由于那个时代。如果说性别也能被称为是一种错，那个吞噬了女性尊严与自由的时代便是一种罪恶。这样的时代里,男人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为女人定位，并要求女人在特定的位置上按照男人制定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且这些位置多半是处于从属地位的，这些规则多半是忽略了女性的个体感受的强制性条框。杨贵妃是“三千宠爱于一身”，但是在关系江山社稷的时刻，三千宠爱显得那么苍白，一切导致国家衰败的缘由注定被嫁祸于她那曾经令男人迷恋的美丽容颜。话语可以颠覆一切，而话语权掌握在男人手中。他们将王朝的兴盛归功于帝王的丰功伟绩，却将国家的危亡归罪于一个并不懂政治的女人。他们可以赞美杨贵妃倾国倾城，颂扬贵妃与明皇之间的真挚爱情；他们亦可以假以忠言的名义贬斥杨玉环狐媚惑主，讽刺帝妃荒淫误国的行为。女人微弱的自辩被男人们所谓的箴言所吞没。
《长恨歌》中的“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一句诗即可以概括杨玉环悲剧命运的原因，甚至只一个“侧”字就解释了这一切。“侧”字精确传神地暗示了李隆基与杨玉环的人身隶属关系,主体与客体被诗人不经意间用寥寥数笔点破。这个使辣宫粉黛无颜色的女人最终难以逃脱三千佳丽的命运，甚至比这些女人的结局更悲惨。杨玉环的悲剧命运与男权文化、男权制社会的存在是息息相关的。在父系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利用社会制度、语言、文化、教育等手段将他们的意识普遍化、标准化,从而形成男权文化,其目的是为了巩固男性的支配地位,模糊性别差异，女性意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削弱,以致最后丧失。男权文化、男权社会这个侩子手，使杨玉环无辜成为安史之乱的替罪羊。
王安忆的《长恨歌》中那个有着姣好容貌、柔弱无依的女性虽然依然生存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环境里，但王琦瑶所生活的年代已是二十世纪。历史几经变迁,中国女性自我意识从五四时期已经开始觉醒，到此时已经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故事的女主人公王琦瑶，“这个接受过新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新女性选择了一条有着古老惯性的旧女性的道路”[10]——以美貌为资本，以青春为代价，心甘情愿甚至有些理直气壮地重复了又一个红颜薄命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王琦瑶由于过度追求物欲与享受，始终未能纯粹地争取真正的爱情，反而被其糜烂的私情所毁灭。王琦瑶的上海，虽说还是男权主宰的社会，但已有一些进步女性同男性一样在社会中承担社会使命，实现自己的独立和价值。但王琦瑶对自己的定义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个体，更没有将自己的命运与社会的发展发生丝毫的联系。王琦瑶的思想被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冗长填满，在她的生命历程中发生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诸如“全国解放”、“本文来自辣=文_论-文*网，
毕业论文 www.751com.cn”、“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粉碎四人帮”等，这些虽然过去很多年但依然能在国人心中激起波澜的历史事件并未对王琦瑶这个历史亲历者产生任何影响。反倒是在她学生时代的女朋友吴佩珍向她道别时，她想起在一起的情景，“那时侯的她们就像是白绢似的，后来就渐渐写上了字，字又连成了句，成了历史。”[9]她和吴佩珍的时光是“无字的历史”，轻盈自由。而和蒋丽丽的便不同，“全是有字的，有些混乱不成章节。”[9]王琦瑶心中所界定的历史，便是这些无关痛痒的局限在个人交际圈里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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