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吴仙草深受白赵氏的影响，在她身上也充分体现着“三从四德”中的“从夫”思想，她对白嘉轩一直顺从，从不违反丈夫的意思，同时她能因为白嘉轩在其生子期间给她端上一碗水而感激涕零，充分体现其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家庭伦理文化。朱白氏和吴仙草一样对于自己的丈夫百依百顺，一心处理家中事务。而关中大儒朱先生，当他的志向抱负得不到实现时，希望自己的精神有个归宿，他在临死前躺在妻子的怀中像孩子一样痛哭来宣泄自己压抑的情感，体现出朱先生的家庭伦理思想。而电影中这些人物的缺失则导致了家庭伦理文化的缺席。
（二）“白鹿精灵”所体现文化的缺失
在小说《白鹿原》中，人们把精神寄托在那只给白鹿原带来吉祥祥瑞，被人们视为神明的神鹿身上。神鹿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体现着白鹿原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盼望和希望。小说中朱先生和白灵身上都体现出超越自我的“大爱”思想，他们正是作者塑造的“白鹿精灵”。但是在电影中朱先生和白灵都没有出现，而导致其身上所背负的文化身份的缺失。陈忠实在观看完电影后给电影打了九十五分，剩下的五分是给朱先生和白灵的。电影删除这两个人物使得“文系关中民间精神生态系统的白鹿精神无法得到完整的体现，原著展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受到影响。”[2]小说中，朱先生可谓是白鹿原富有神秘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作者精心刻画的人物。朱先生是陈忠实根据清末大儒关中学派代表人物牛兆濂为原型而进行创作的，朱先生在小说中是关键的人物，尤其是对推动小说的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对主人公白嘉轩的性格形成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朱先生身上充分体现着儒家的济世文化思想，他起草的《乡约》教民以礼仪，以正世风使得白鹿村成了远近文明的“仁义村”，他又只身赴乾州劝退了方巡抚的二十万大军，使人民免于生灵涂炭，这也正是儒家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当全国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时，朱先生弃笔从戎带领八位年老的学者发表抗日宣言，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的信心，体现了其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社会责任感。在小说中朱先生善于预测，其预测的核心都是以济世救民为根本，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
而小说中另一个“白鹿精灵”的化身是白灵。白灵的形象也是有据可查的，她是以革命烈士张静雯为原型创作的，张静雯和小说中的白灵都是在陕甘宁边区肃反运动中被活埋的。作者陈忠实在刻画这一人物形象时倾注了大量的情感，无论是白灵的美丽与魅力，还是叛逆与坚毅，都能体现出作者的心思。同时在白灵的身上也体现了现代革命伦理文化，她敢于突破封建伦理制度文化的束缚投向革命，并在与自己私定终身的鹿兆海发生政见冲突的时候，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屈服任何势力的诱惑和压迫。白灵明知道在她的革命道路上充满了艰辛和苦难，也有丧失自己生命的危险，但她依然坚定不移地走这条路，即使到最后被冤枉活埋，她任然坚信自己的信仰并为革命贡献自己最后的一份力量。其实作者借助白灵的形象也是要给白鹿原以指示：白鹿原要想发展就必须革命。朱先生和白灵分别是儒家济世伦理和革命济世伦理的强有力的代言人，然而这两个人物在电影中的缺席，也造成了“白鹿精灵”所体现的文化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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