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回顾与分析逻辑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本文发现以往的相关研究为我们的本项研究提供了基础。
城市贫困最早期是源于公民就业率低的问题，因此有些学者将低保制度的研究重点放在解决失业问题上。一些真正需要社会救助的城镇失业者和困难家庭得不到相应的帮助，生活相当艰难；相反，一些生活并不十分困难的人却常常能从中得到好处。因此，从社会救助的角度来说，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必须进一步加大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力度，加速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并提高城市“低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张车伟，2005）。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失业保险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的重要补充和最后防线。它也许多问题有待于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一是稳定社会救济基金的主要来源,拓宽多元筹资渠道;二是规范对贫困者的测定标准,提高基金发放效率;三是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计量模式;四是深化再就业工程,缓解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运行的内在压力（林毓铭，2007）。
我国的低保制度对象是针对三无人员，然后对于三无人员以外的城市贫困职工的忽视也是未能完全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之一。有的学者对此问题也提出来自己的观点。在社会转型期,城市贫困职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把他们排除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外,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本目标相矛盾。因此，这里有几个问题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一是为了真正发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后防线的作用,逐步扩大保障范围十分必要;二是采取多种形式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多方面筹集资金,除货币补贴外,还可以采取分发实物、对口扶贫形式,支持鼓励贫困者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三是建立城市贫困动态监测体系,定期了解城市贫困的规模和状况;四是加强对保障资金发放的管理和监督;五是完善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于潇，2008）。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分担模式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观点。针对政府和企业共同分担的保障模式,由于单位效益不好造成了职工生活困难,而现在又要求单位为职工解决生活困难,实在是强人所难。这与社会救助应由政府承担责任的原则不符,而且从目前的实践来看,职业壁垒对实施社会救助政策的影响很大。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方面,有人甚至主张将城市农民工纳入城市保障体系之中,认为无视一亿多农民常住城市的现实,既背离现代化进程及户籍改革,又难以从法律和统计上界定民工这个介于传统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第三大社会群体的特征（唐钧，2010）。
以上对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研究角度，都是根据一些客观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问题而提出的，都具有各自的研究意义。然而，从这些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基本出于一个原因，那就是现有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跟我们公民的确实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造成了政府出台的低保制度、低保政策并不能根本的解决公民的贫困问题，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因此，本文提出以从法团主义到民主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改善研究问题。法团福利体现了国家、政府在改善居民生活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而民主主义则是站在贫困群体的角度出发，听取他们的意见从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他们真正受益于这些制度。这样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解决避免单一的研究而造成的华而不实的政策的出台。因为提出这些制度的终极目标是帮助居民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生活状况，因此，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制定与改革以人民为中心的视角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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