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译性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不可译性（ untranslatability） 通常被认为是语言和文化的不可通约性（ incommensurability） 所造成的，比如，Catford（ 1965: 9） 把不可译性分为语言不可译性（ 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 和文化不可译性（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 孙艺风也认为，“潜在的不可通约性分隔了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并导致了不可译性……不可言喻的语言特征和异质的文化概念凸显了翻译的局限性”（ Sun Yifeng,2012:231） .然而，翻译不仅涉及语言和文化因素，也涉及政治因素，“它既是两种语言符码之间的转换，表达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同时，也是面对特定的文化、语言和政治张力而出现的实践方式”（ 张羽佳，2007: 33） .因此，研究不可译性，除了语言和文化因素外，政治因素也不可或缺，尤其是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是不能忽视，因为“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充斥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矛盾冲突，而译作是译者权衡了各种意识形态和矛盾冲突的结果”（ 方仪力，2013: 202）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表明“不可译性不是语言学或者认识论的‘发现',而是一种政治信仰”（ 提摩塞·不列南，2005: 292） .
一、意识形态及其对翻译的操纵
意识形态（ ideology） 源于法国哲学家 Destutt deTracy 1796 年所创造的新词“idéologie”（ Terry Eagle-ton ,1991: 1 ） .Tracy 用“idéologie”表达这样的观点： 我们只能通过认识对事物的感知所形成的观念来认识事物，因此，如果能系统分析这些感知和观念，就能为科学认识事物打下坚实的基础。显然，从最初的含义来看，“意识形态”是个褒义词，等同于“观念学”,但拿破仑上台后，意识形态学说受到批评与打压，其语义和感情色彩都发生了变化，带有“错误的、幻想的、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这一贬义色彩（ 单继刚，2007: 210-211） .
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和发展了意识形态学说。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有三种 （ 单继刚，2007: 211-212） : 其一，最广义的意识形态，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观念、思想的总称。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词，无所谓对错，既包括 Tracy 所谓的“观念学”,也包括拿破仑所批判的“虚幻观念”; 其二，以认识论为标准加以辨析的狭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具有拿破仑所批判的“虚幻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 1844 年） 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 年） 两部着作中，对当时的青年黑格尔学派所提出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等观点进行批判，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具有虚幻性和虚假性（ 陈锡喜，2014: 6） ; 其三，以历史观为标准加以辨析的狭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某个阶级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向大众灌输的具有引导性的思想、观点等，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一种，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服务性”等特点； 它是某个阶级“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及“思想的上层建筑”,任何阶级总想“赋予自己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95: 100） .弗洛姆（ Erich Fromm） 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以及弗洛伊德的观点，提出了“社会过滤器”（ social filter） 理论。弗洛姆把意识分为意识（ consciousness） 和无意识（ unconsciousness） ,而意识和无意识又可分为个人意识、社会意识、个人无意识、社会无意识。弗洛姆既吸收了弗洛伊德关于“个人意识”的研究成果，也吸收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观点。弗洛姆发现，社会生活中，有些东西能够被人意识到，而有些东西却不能被人意识到，这取决于社会过滤器的过滤和筛选，“正是这个过滤器使社会成员的某些思想不能成为意识，而被压抑于无意识之内”（ 弗洛姆，1986: 120） ,“社会过滤器决定哪些思想和感情能达到意识的水平，哪些则只能继续存在于无意识的层次”（ 弗洛姆，1986: 93） .社会过滤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语言（ language） 、逻辑（ log-ic） 、禁忌（ taboo） ,任何东西要成为意识，必须经过这三者的过滤（ 弗洛姆，1986: 121-126） .显然，弗洛姆的社会过滤器起着思想灌输和阻止的双重功效，而这个社会过滤器其实就是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过滤器中的语言、逻辑、禁忌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因为“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是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95: 33） ,只不过，弗洛姆的社会过滤器更趋向于等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三种。
意识形态与语言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任何阶级社会里，语言是阶级表达和灌输其意识形态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阶级都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说成是唯一合理的思想，而语言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平等的，因为这种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因此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在语言中买卖关系也成了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95: 532） 而在弗洛姆看来，作为社会过滤器的主要成分之一的语言，毫无疑问也是文护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语言通过特定的词汇、语法、句法等规则和系统决定哪些东西能进入人的意识，哪些东西则被压制在无意识状态（ 弗洛姆，1986: 213） .
语言是承载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作为语言转换的翻译，理所当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制约、操纵。鉴于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Fawcett 率先直接地提出了翻译意识形态 （ transla-tional ideology） ,Fawcett 以翻译影视作品为例，强调译者除了受到技术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 孙志祥，2009: 151） .翻译意识形态“是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批判性的视角，借以说明意识形态存在于翻译的层面，对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结果的接受有一定的影响。”（ 方仪力，2013: 203）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 Theo Hermans、Susan Bassnett和 André Lefevere 等为代表的英美学者就意识形态对文学文化翻译的影响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学者除了研究翻译文本内容之外，更加关注源语言文本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规范等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译者翻译结果的影响，进而提出了“翻译操纵理论”（ School of Manipulation） ,即“所有的翻译都是为了（ 实现） 某种目的而对原文进行的某种操纵。”（ Theo Hermans ,1985: 11） 而到底是什么操纵了翻译呢？ 对此，王东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着对翻译的操纵（ 王东风，2003: 23） .如今，翻译意识形态已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二、不可译性与意识形态对翻译操纵
美国着名学者 Emily Apter 曾论述道，“谈论不可译性，并非意味着一些术语、表达、句法或者语法特征不要翻译或者不能翻译： 它绝不仅仅关乎”译或者不译？“,不可译性意指，翻译在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这一过程中所带来一些问题，（ 比如） 有时创造新的词（ 义） （ neologism） 或者把新的含义强加到原有词身上。”（ Barbara Cassin ,2014:
xvii） Emily Apter 的观点表明，不可译性涉及语际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和差异，包括语义的增减、语形的变异等。然而，自巴别塔（ Babel） 建造之日起，语言之间就存在着变化和差异，语言转换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等（ perfect equivalence）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东西都是可译的，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译的。”（ BarbaraCassin ,2014: xi）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不仅决定着译者该译什么不该译什么，而且决定着译者该怎么译，这无疑会带来原文本与译本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反映了语际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可译性。
1. 不可译性与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内容的操纵翻译操纵理论的代表人物 Lefevere（ 2004: 14-16） 认为，操纵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因两大要素，内因指包括文学评论家、教师、译者等组成的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s） ,外因指拥有权力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个人或机构，也就是所谓的赞助人（ patronage） ,“专业人士”关注诗学（ poetics,指文学艺术的美学观念体系） ,而“赞助人”则关注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是操纵翻译过程的两大因素之一。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首先表现在翻译文本内容的取舍上。在翻译过程中，“赞助人”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就像一个过滤器，决定着哪些文本内容可以进行翻译，哪些文本内容不能翻译。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往往是翻译过程中最大的“赞助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往往左右着翻译题材的取舍，那些不能通过意识形态这个过滤器过滤的文本，自然就被贴上了不可以（ 不允许） 翻译的标签。比如，从清末民初直至五四运动以前，《共产党宣言》所宣扬的进步思想与当时旧中国几千年来就已经形成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从而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禁锢，因此，虽然那段时期，《共产党宣言》有只言片语和段落篇章的翻译，但不可能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 陈家新，2012: 118-119） .
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内容的取舍作用在“非常”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与“非常”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甚至相悖的文本通常也会被贴上“不可译”的标签。比如，查明建在研究中国 20 世纪五辣十年代的翻译文学作品发现，这时期的文学翻译基本上是以满足时代政治诉求为翻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制约、操纵在这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那些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文学、人民民主国家和亚非拉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占据这时期翻译文学作品数量的九成以上，而欧美大多数现当代文学作家的作品，“诸如艾略特、叶芝、乔伊斯、卡夫卡、D. H. 劳伦斯、萨特、加缪、黑塞、菲茨杰拉德、奥尼尔、海明威、福克纳等，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冲突，或不符合现实主义规范，因而遭到了冷落和拒绝。”（ 查明建，2004: 91） 而谢天振（ 2009: 31） 在研究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也认为在那段非常时期，“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当代作品，则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基本不能翻译。”
时至今日，即使全球化日益加快，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日益频繁，但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斗争却依然存在，意识形态对文本（ 尤其是政治文本） 内容的过滤作用依然显而易见。翻译过程中，被意识形态贴上“不可译”标签的并不一定是整个文本，有时甚至是文本中的某个单词。这里暂举一例，2009 年 1 月 20 日，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这样说道，“Recall that earlier generations faced downfascism and communism not just with missiles andtanks,but with sturdy alliances and enduring convic-tions. ”中国人民网版本把这句话译为“回想起先辈们从容地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并不仅靠导弹和坦克，还靠强健的联盟和持久的信念。”（ 林晓琴，2012: 140） 比较原文和译文，不难发现在译文中，人民网把原文中的“communism”过滤掉，因为如果把这一词翻译出来，就有可能导致误解，毕竟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这对信奉并努力践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及中国人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communism 在此处不译为好。
2. 不可译性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纵由于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服务性等特点，所以，任何译者将异域语言文化所蕴含的观念转化为本土观念时，都不能违背“赞助人”的意志以及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此，译者必须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Susan Bassnett（ 1990: 1-13） 和 André Lefe-vere （ 2004） 提出基于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本进行操纵性的改写（ rewriting） 策略。后来，Lefevere 在其着作 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Literary Fame 的引言中强调，翻译是对源语文本的改写，改写包括对源语文本进行改动、删减、编辑、省略等各种翻译加工和调整过程，而改写的目的就是为了符合“赞助人”意志或者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要求。
翻译历来都是受意识形态操纵的有目的的行为，当翻译与意识形态---阶级价值理论体系和思想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之后，“语言也难免不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之中，落得被驱使、被奴役的下场。”（ 孙艺风，2003: 6） 由于意识形态使然，“改写”有时变成了无意甚至有意的改译、创译、甚至伪译。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着作经美国译者翻译后，马克思的原意和形象都被明显歪曲了，一个显着的例子是，马克思一本题为《论犹太人问题》的小册子，居然被翻译成了《没有犹太人的世界》（ The World WithoutJews） ,弗洛姆认为这样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把马克思描绘成纳粹和反犹太主义的创立者（ 单继刚，2007:238） .
当然，“改写”这种翻译策略本身无关真伪，但我们一定要认清操纵“改写”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和意图，认识本土意识形态与异域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冲突。比如，西方一些国家（ 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 网站或者书上都把“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行为”中的“台独”译为“Taiwan inde-pendence”,这明显有悖于我们政府的意愿，因为台湾自古一直是中国的领土，而“independence”指“殖民地国家摆脱殖民地统治之后获得的政治独立”.
把“台湾独立”改写为“Taiwan independence”暴露出西方部分国家意图承认“台独”合法，进而分裂中国（ 胡芳毅，2014: 42） .
三、结语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必然和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任何翻译过程都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操纵与制约，因此，翻译研究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因素。不可译性作为翻译研究中的热点之一，不能仅仅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视角来研究，必须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作用联系起来。意识形态在翻译文本内容取舍以及翻译策略选择的操纵，都会造成源语文本所承载的信息与翻译结果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翻译过程所带来的，反映了语言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可译性，也体现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
不过，意识形态反映了一定时期一定阶级的价值理论体系，这种价值理论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因此，加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沟通，摈弃意识形态的成见，能够减少翻译带来的一些问题，也有利于解决不可译性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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