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的文化立场
1．知识分子对农民群众精神层面的观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第一次有意而非偶然地把农民群众引进现代小说领域，真诚而严肃地为他们画像立传，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直面他们的生存状态，这是鲁迅先生对新文学所作的一大贡献。然而由于鲁迅的出身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所以在书写农民故事时，也总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以悲悯之心，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形形色色的农民，对农民身上数千年积淀而成的愚昧国民性予以无情的批评和理性的思考。在这里作者是一个潜在的启蒙者，作者与作品人物是自上而下的启发与被启发的关系。而这种启发着重表现在作者倾力揭示行而上的农民的 ，展露其心灵世界。《故乡》就是以知识分子的角度观照农民群众精神世界的典型例子。
《故乡》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和探索主要显示在“离去——归来——离去”的精神历程上。小说的叙述者在讲述闰土、杨二嫂的故事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影响渗透，建构出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小说叙述上“复调”。《故乡》中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身形象化标志的“我”，正是这样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或为“欧风美雨”所带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所吸引，或因被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抛弃，走投无路，或为一个远方的蒙混所驱使，纷纷“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2总之，他们离乡，奔向现代都市，在精神上实现了某种蜕变，在价值观念上告别了“故乡”以及与之相连的所以的童年生活经验，成为真正的现代知识者。然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都市并非他们的“精神乐园”。刚刚从乡村封建宗法文化的网罗中挣扎，又落入封建文化、殖民地文化与同样充满矛盾的现代文化的三重文化的围困与夹击中，这种日趋激化无以摆脱的精神痛苦，使“我”为本性中归根恋土的情结所蛊惑，开始做起怀乡的梦，正因为是梦“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必然是“心象世界中的幻景”，既非现在的现实，也非过去的现实。因而，回乡的故事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心理过程。其间交织着“回归故乡，不再离去”的归依感与“重新肯定地对故乡价值的否定，再度离去”的现实感之间逆向情感的抉择。于是形成小说中“离去——归来——离去”的叙述模式。
2.乡土作家对农民生活的真实讲述
与鲁迅比起来，赵树理则以农民的身份、立场为农民立传画像。他一生都在深入农民生活，与他们为伍，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赵树理早就说过：“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是我的志愿。”3这样一个纯粹来自民间的乡土作家，他显然会以一个农民的视角来观察和记录纯朴的农村生活。赵树理对于他的拟想读者与描写对象——普通的中国农民达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正如赵树理自己所说：“他们每个人的环境和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4赵树理与他的描写对象在思想感情上往往能融为一体，他所追求的大众化主要是出于一种生活实践的内在要求，是与农民进行精神对话的自然需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给，所以也不像二三十年代许多提倡大众化的革命作家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总是有些隔，往往外表是民众的，品质仍然是知识分子的。能够真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并真正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这是站在农民立场的乡土作家的突出特点，赵树理正是典型代表。
赵树理的创作思想上一个重大特色是反映了农村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以及旧中国闭塞停滞的农村社会关系。在他的作品中，阶级斗争不仅仅在军事战线上，政治运动中表现出来，而且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他善于描写农村复杂的社会关系，写这种社会关系对人的影响，善于描写农村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所以这一切都反映了时代的变迁，而这些变迁又都是作者经历过，甚至就发生在身边，这样的题材俯拾即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某些地区的农村不仅带有封建性，还笼罩着浓重古老社会的阴影。《李家庄的变迁》里，在龙王庙里吃烙饼的评理会对铁锁的讹诈；《李有才板话》阎恒元蛮横地划去陈小元的名字；《邪不压正》里，地主阶级的强迫婚姻；《催粮差》里催粮官的无理勒索……，都向人们揭示了封建农村里地主、官吏的最野蛮、最黑暗的统治与压榨，正是他们一手造成了农村社会的极端贫困与落后。另外，像老秦、老宋那样被沉重的负担所压倒了的愚昧麻木的人物，以及迷信报应思想，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妇女形象也刻画得淋漓尽致。总之，赵树理作品中原汁原味的乡土民情，得力于他多年的农村社会经历，这也正是他的作品深受老百姓喜欢的原因。
三、 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的比较
1． 冷峻尖锐的讽刺艺术
鲁迅堪称一代讽刺大师，他的讽刺艺术几乎渗透于每一篇作品，其手法之娴熟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因而他的语言总是能一针见血地刺痛社会和人类灵魂的幽暗处。即使像《祝福》这样的悲剧，在沉郁中也蕴蓄着讽刺的激情。祥林嫂的悲剧不但成为令人悲恸的渊薮，更化为对封建制度的讽刺利刃。小说中“我”的愤懑和悲痛更以反语出之，这正是极度愤慨化为极度讽刺的表现。在《祝福》中，悲剧和讽刺的浪潮汇合起来，冲向吃人的社会，增强了小说战斗威力。
鲁迅对农民弱点的批判是那样深刻和严厉，以至让人感到冷峻而不留情，如对阿Q的批判，在幽默的笑声背后是尖锐的讽刺和强烈的激怒，但是，随着阿Q悲剧命运的发展，人们不仅再笑不出来，更进入一个巨大的悲哀和深广的愤慨之中。这时才深刻感到，在阿Q那些可笑的地方，可以说处处都写着他的不幸、悲哀和血泪，包藏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悲剧内容。阿Q是这样塑造的，《风波》中的七斤嫂和九斤老太也是这样塑造的。又如《离婚》中的七大人，鲁迅除传神地勾勒其肖像外丝毫没有夸张，纯属白描，但讽刺得入木三分。喜剧的笑声不是外加的，是从人物的行为言谈中自行迸发出来的。七大人在赞叹屁塞时，充满了严肃自信的心情，一本正经，自恃高尚，并不觉得自己可笑。但是历史的进程早已把他陈腐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的空虚无聊变成了喜剧的对象。鲁迅讽刺艺术的卓越之外，就在于他能够于公然常见的事物中发现那为人所不以为奇，谁都毫不在意的不合理的东西，以摆脱封建礼教和资产阶级思想所施加的精神戕害，唤起人们的精神觉悟。
2． 饱含泥土气息的幽默风趣
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是具有特殊风格的。不但人物的语言如此，就是作者的叙述描写也都是运用群众的语言。这些语言从劳动人民的口语中提炼出来，非常平易朴素，而且纯洁生动，毫无知识分子的腔调。这正是劳动人民的语言特色，从幽默风趣的语言中折射出聪明机智的光彩，表现出他们爱憎分明的感情和乐观主义的情绪。比如《老定额》中描写群众抢收麦子的场面，用“飞”、“吹”点出了紧张气氛，也显出了速度之快。虽然有点夸张，但是那样热烈的场面只有这么说才够味。接着又用比喻，特别是用“窄处像拧绳”来比喻抢运的人流，平易近人而有刚健清新，既是群众口中最朴素的词汇，用以形容当时的情景又那么贴切。《锻炼锻炼》中张太和说：“你把你的上级架子扎得硬硬的！”这个“扎”字也十分鲜明形象，一个抽象的事情竟被说得那么具体生动。尽管很少使用方言、俏皮话、歇后语等，就凭那些平实朴素的语言就能把思想传达得十分精确，把形象描绘得非常逼真。例如对《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形象的描写，开头用个“老来俏”这样的词概括了人物的情况，又明显带有嘲弄的意味。接着具体写了三仙姑的衣饰装扮，绣花的鞋子，镶边的裤腿，这不但和她的年龄极不相称，也和时代生活很不相称，这就把三仙姑的落后和与新生活的隔膜鲜明地表现出来。但还不够，后来写秃门顶上遮黑布，擦宫粉，把年老色衰又极力遮掩的滑稽样表现得非常尖锐。而最后作家对宫粉涂不平皱纹一事，用了“只可惜”，的确这是无法补救的事实，在幽默的表示惋惜的语调里正包含着巨大的讽刺力量。劳动人民的活口语，经过赵树理的提炼，无论是描情写景、绘影传神，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饱含着芬芳的泥土气息。
四、 遥相呼应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1． 艺术典型的成功塑造
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最本质的要求是描写现实，其核心是塑造典型形象。鲁迅之所以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与他创作的艺术典型性是密不可分的。鲁迅认为，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须有其事”，而“艺术的真实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5鲁迅正是遵循着这样的创作原则，真实地描写出人物的外在特征和内在的精神世界，塑造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阿Q和祥林嫂就是鲁迅乡土小说中最深入人心的形象。鲁迅笔下人物的谈吐，具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艺术感染力。阿Q被人打了之后，那脱口而出的一句“儿子打老子”；在偷了萝卜被责问时，他那“这是你的？你能叫得它答应你吗？”的答对，把阿Q的麻木落后，自轻自贱又带些无赖气表现得情态毕露。至于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那段话语，絮絮叨叨逢人必诉，是何等撼人心魄的表现了她由于失子的悲哀而精神近乎达到崩溃的地步了。由于鲁迅的笔触深入到了贫苦农民甚至落后农民的内心深处，因此他才能塑造出深刻过人的阿Q和祥林嫂这种无辜受难的落后农民和贫苦农民的不朽典型。鲁迅正是以这两个典型表现了思想的高度和深度，艺术的功力和特色。这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别开生面的创举，就是在鲁迅以前以及同时代的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
另外，鲁迅作品中艺术典型的塑造离不开故事情节上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和发展。因而他作品中受压迫人民群众的悲惨命运，不是简单地由个别人造成的，而是一整套封建制度压迫的结果。祥林嫂并非死于鲁四一人之手。婆家的强迫改嫁，极度的贫苦造成再次丧夫和失子的沉重悲哀，大伯仗着族权来收屋，使她走投无路，地主鲁四家的歧视，柳妈关于阴司的惩罚对祥林嫂精神的折磨等，都是将祥林嫂迫害致死的间接或直接原因。阿Q的命运同样如此，迫害阿Q的是以赵太爷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和赵太爷勾结在一起的假洋鬼子。还有那些地保狗腿子等，导致阿Q无路可走，向往革命却最后被杀。归根结底，还是一整套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所造成的悲剧。
鲁迅对社会生活本质概括的深度和广度，对生活本质揭露的尖锐性，远远超过了我国古典小说对社会生活和人物个性所做的概括，至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
2． 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
赵树理的创作密切地配合了各个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并且在人民群众推动现实与改革现实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由于他明确地以自己的作品为革命政治服务，这样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高度的现实意义。他在谈到如何确定作品的主题时说：“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6赵树理的“问题小说观”，使他能够深入到实际生活的深处，去揭示和针砭社会变革中的偏差和弊端。赵树理从农民的利益出发，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他的作品常常都是这样写成的。例如他看到有些农村干部不支持青年农民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便写了《小二黑结婚》；看到有些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便写了《李有才板话》，看到有些中农出身的干部不能坚持原则，以和事老的态度对待一些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的进攻，便写了《锻炼锻炼》；看到一些青年学生轻视体力劳动，不安心农业生产，便写了《互相鉴定》等等，正是因为他的作品的主题都是在现实生活和斗争中得来的，才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虽然时代不同，然而鲁迅和赵树理都看到了重要的是农民必须不断与自己本身的弱点作斗争，勇于洗涤自己的灵魂，才能创造新的生活，这正是鲁迅所开创的大胆地清醒地正视人生，反对瞒和骗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鲁迅与赵树理对乡土小说的贡献或为互补的，或为一脉相传，从思想内容到外在形式都存在这样的关联。然而无论是鲁迅的“文人气”还是赵树理的“土醒味”，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农民的命运，作品在当时都具有思想启蒙和唤醒民众的意义，在文学发展史上都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在他们从事创作的时代，两位作家并没有双峰对峙的进行过论争或相互批判，但读者从其作品中还是会品味出截然不同的文学理念。鲁迅是以知识分子冷峻犀利的眼光对农民群众精神层面的思考和赵树理以一个农民身份用幽默讽刺的口吻对农民群众生存状况的观照则集中体现了两位大家的独到之处，而这些对照完全来自于上文从四方面对鲁迅和赵树理进行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