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回家观后感
上视纪实频道在每晚的20点黄金时间在“往事”栏目内连续播出了有关当年云南知青那一场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主题为“我们要回家”系列访谈纪实片，不少知青朋友们相互转告，每天早早地守候在电视机前，重温当年那血与火的一幕幕，随着电视中人物的回忆叙述，激动地向陪伴在身边的家人解说当年事件发生的那一幕幕，解说事件过程和结果。在电视机前度过了难忘的知青的三个夜晚。
节目由纪实栏目著名主持人刘凝主持。刘凝，出生在山东泰安。在浙江广播学院毕业后，2002年，她撇下已有的瞩目和成功，来到上海，她随和而平民化的主持风格使她很快成为江浙一带极具知名度的新闻女主播。镜头前的刘凝从容沉稳。
访谈纪实片分为“我们要回家；争取回家；终于回家”共三部分，全景式地展现了云南知青大返城过程中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这部片子受到知青们热烈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除了上海知青丁惠民全景式的回忆外，是除香港凤凰卫视以来境内第一次对发起大返城运动的上海、重庆、云南知青当事人进行的系统采访。被采访的上海知青有我们熟悉的原云南东风农场上海知青周公正和上海知青余杰等。有和丁惠明并肩战斗的重庆知青李长寿及王昌义；张秀英。有云南知青朗倩等。这部访谈纪实片是对知青们那场为了自己命运而抗争的一次正规的正面报道。
四十年前的1968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至1968年底，一千多万在校的青年学生被这道“最高指示”发配到穷乡僻壤，开始了他们的知青生涯。其后连年照此执行，长达十年之久。
云南知青（这里特指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1974年以后恢复农场体制），是中国的知青集中点之一，只占散布在全国天南地北多达一千辣百万知青中的百分之一，但云南知青却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注目。因为不断爆出轰动全国的新闻。包括农场领导的丑闻和知青的抗争。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主要来自上海、北京、成都、重庆和昆明。当年云南兵团生活之艰苦和政治之黑暗，要超过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海南岛几大生产建设兵团。当年文革中迫害知青的特大恶性案件，大部分都发生在云南。整个兵团，在1973年期间，共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达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调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打430人。当年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1973年，周恩来亲自过问和查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捆绑吊打”、“奸污迫害”知青的大案。最后以枪毙了贾小山；张国良等现役军人，处分了几百名干部了事。
云南农场知青当时所处的那种压抑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生活；繁重的带有惩罚性；原始性的超极限劳动是常人所不了解和理解的，再加上农场干部野蛮的工作作风和低下的领导水平，对知青的欺凌盘剥至为残酷。使知青们那种被愚弄对前途无望，生存之艰辛超人想象，所以才有了“不回家；毋宁死”那种破釜沉舟的口号和决心！以至于发展到1978年底那种强烈的要求回家的感觉如同火山酝酿爆发。
1974年，几千名知青沿着滇西南的昆畹公路向昆明行进，徒步请愿，昆明与北京都为之震动，最后出动军队，实行逐个强行遣返。
1978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又发生了“橄榄坝事件”，上千名知青抬着一个上海女知青的尸体游行示威，一百多辆拖拉机包围了草菅人命的场部医院。示威的人群向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涌去，沿途农场地知青都加入抗议队伍。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经历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死亡还是生存”这是一个必须面对而无法回避的现实。应当设法改变这种状态。丁惠民心中时常思考这个问题。改变知青命运的最好办法是什么？落实政策？增加工资？改善劳动生活环境？……都不是。最彻底的办法就是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让知青们回家。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明确提出“拨乱反正”的方针路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口号。报刊广播每天都有的消息：老干部解放、地富摘帽、右派平反……
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是对这场运动的总结。
丁惠民在纪实访谈中回顾了知青大返城始末。他的叙述把我们知青又带回了那令人难忘的岁月。
1978年开始，丁惠民开始考虑具体问题，他准备将想法付诸行动。思考良久，丁惠民选择了在政治生涯中经历过数次波折复出不久的邓小平。1978年10月，丁惠民写的《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广泛流传，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表达了“我想回家”的强烈愿望，10月16日，在广泛征求场部和附近连队知青们的意见，并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支持后，丁惠民的第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正式公布了。从而揭开了知青争取大返城的序幕。
在得知中央近期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知青工作会议，对执行多年的上山下乡政策作一次全面的总结检查后，11月18日，第二封联名信公布了。如果说第一封信中限于诉苦，第二封信则有所不同，信的内容是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质疑。这让不少知青特别是入党入团和担任了一定职务的知青们有所顾虑和犹豫。就在此时，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提出：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到了非认真对待解决不可的地步。这篇文章打消了一部分知青的顾虑，有些农场的知青甚至拿着报纸找干部们辩论。联名信活动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联名信上签名的知青逾万人。
“我们要回家！”这是千千万万个愁肠百结的母亲们悲痛的呼唤！
“我们要回家！’ 这是1700万中国知青绝大多数人埋藏在心中最想倾诉的一句话。
“我们要回家！‘这是对文明与理性的回归，是时代的召唤！
此后，西双版纳5万知青派出代表进京，分管农垦的王震副总理等中央领导本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倾听知青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派出工作组与知青沟通，及时、有效地疏通了知青的情绪。1978年12月，正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彻底解决知青问题的大决策也正在制定和实施中。
在等待回信未果的情况下，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开始了游行和罢工，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12月7日，云南知青再次向中共中央、华国锋、邓小平写了第三封请愿信，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12月9日，知青发布了北上宣言，同日开始大罢工。罢工席卷了云南全省。
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播发重要新闻：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点燃了知青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从10月起，农场有线广播就开始不间断地从早到晚广播《知青工作四十条》。大多数知青对此的反应，先是惊愕、诘问、怀疑，紧接着就爆发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愤怒和绝望。
因为《四十条》中针对农场的政策只有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灭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已完全等同于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
在1978年底，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属好几个农场的知青在橡胶林里秘密串联，再次发动请愿行动，病中的丁惠民被知青们抬着过了澜沧江大桥，大批知青向昆明进发，这次军队没有出动堵截，知青涌入昆明，沿街声泪俱下地演讲，最后升级成集体卧轨行动。连滞留于昆明火车站的旅客也一边倒地支持悲愤的卧轨知青。万分震惊的中共中央马上派出调查组，发现云南各农场长期缺油缺肉缺菜，女知青买不到卫生纸，妇科病十分普遍；农场领导的恶劣作风积重难返，知青自杀率为全国最高。在中央调查组到达的同时，景洪农场发起了大罢工，与老挝接壤的孟腊农场砍倒了几百棵橡胶树，当中央调查组抵达知青最多的孟定农场，他们下车伊始，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大约一千名知青黑压压地跪在场部公路上，齐声呼喊：“我们要回家！”此情此景，连调查组的几位女成员也流下了眼泪。
12月16日，请愿团从云南省景洪出发，27日晨，请愿团到达北京。当晚，请愿团被接到农林部招待所。接下来的几天里，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中央部委都派员前来和请愿团交谈。
1979年的新年钟声敲响，又是一年过去了！知青们在北京度过了一个特殊的元旦。
1979年1月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请愿团代表。“……这几天会见外宾。今天我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交交心嘛……”当晚，王震请全体代表看电影。电影放映前，王震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今天下午，我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并汇报了我跟你们的谈话，他们同意我的讲话，邓副主席指示：一定要把西双版纳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国家要投入资金，没有钱，外汇也要用……”
丁惠民在片中说：邓小平确实是个讲实际的人，短短几句话就点了问题的根本，不就是穷嘛，生活不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现在给你钱，而且还有美元。如果党中央能够早一点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不会闹得如此了。
1月5日，代表们离开了农林部招待所，回到云南。
两天后，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辣条意见：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5、城市招工时，允许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上海；北京；重庆；昆明等地领导表态愿意接受返城知青。
此后，返城风潮迅即席卷西双版纳，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涌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有些农场干脆把公章用铁丝拴在门上，听任知青“各取所需”。几万知青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离开农场，凭当时的条件是无法做到的，因为运力不济。恰逢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输送兵员装备的大批军车来往解决了问题，成百上千辆空返军车载去了心急火燎忙于回城的知青。千里昆洛公路上尘土飞扬，车流滚滚。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
仅仅三个月之内，云南十几万知青就人去楼空。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岛和全国众多知青点也随即跟进，长达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突然结束了。原来国家计委制定的1979年度的八十万知青下放计划，也被放弃了。回首当年，全国知青命运的改变，的确与云南知青的不屈不挠的抗争是分不开的。
从1979年初开始，数百万知青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带着满身的伤痕，一脸的困倦，从边疆，从草原，从红土地，从黄土地，从黑土地，从那些抛洒下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地方，又回到了他们原来出发的地方，走完了他们人生中的一次轮回。
时代宽容地拥抱了他们，他们胜利了！
1979年初，全国数百万知青大返城，长达2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画上了句号。中国大陆一千辣百万知青的命运浮沉，其实是 与云南知青的不屈抗争有着极大关联的。
在片中，原东风农场上海知青周公正和余杰根据自己当时的亲身经历叙述了参加这场举世瞩目运动的过程和感受，谈了在争取返城中生动的故事和在回家路途中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亲切感人，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亲历。
尽管在这场大返城运动中，有的知青主动，有的知青被动，有的知青当时没在农场，或得知消息后赶回农场，有的起先有些疑惑，但都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尽自己的力量参加了运动或表示了声援。青春艰难岁月里互相依偎的情感是深入骨髓的。知青运动早已终结。诚然，它确实在特殊的年代以特殊的方式造就了一代人。而这一代人对中国的命运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知青岁月在每一位具体的人身上产生的影响都不一样，一部分知青回城后有了不错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当上了高官、名人、大款，成了今日中国社会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可是大部分当年的知青仍然是今天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下岗人员。对知青运动的评价，其中有某些有血有肉的复杂层面，各人有各人的异样感受，但这是一场荒谬的、应予以否定的运动，这点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知青文化”作为新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文革”的一部分，必将载入新中国的史册。“知青史”必将成为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今天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不是肯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而是纪念我们那逝去在荒山野岭中和无谓的政治运动中的宝贵青春年华。是为了反思那个极左年月中的荒诞，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时12年。先后有1660万知青上山下乡，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绝大多数知青耽误了学业和事业，失去了最佳竞争年华。上山下乡运动毁了他们的一生。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
我们今天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了让这一切不再重演！
感谢上视纪实频道为我们制作出了这样一部纪录历史真实的访谈记录片，感谢片中知青们的叙说，人们是应该记住一些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