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和礼俗对陶渊明自我意识的影响
摘要：陶渊明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他出生在浔阳陶氏家族，这个家族在凄风苦雨的时代不断走入败落；陶渊明的时代，汉民族传统礼仪风俗被广泛接纳，陶渊明虽然本文源自辣文论文网出身“奚族”，但他已经充分接受了汉民族的风俗礼仪。由于家族和礼俗的双向影响，陶渊明“大济苍生”、不幕名利、淡看生死、委运任化的自我意识产生了。
关键词：自我意识、家族、礼俗、陶渊明、影响
正文：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共同的血缘、地域和祖先历史又为每一个家族成员留下或多或少的相同的气质。中华民族是一个重礼仪风俗的民族，陶渊明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他一出生就注定了被礼仪所包围着、约束着。
陶渊明的自我意识是非常明显的，即“大济苍生”不幕名利、淡看生死、委运任化。陶渊明的这种自我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他生活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必然会受到家族和当时礼俗的影响。
家族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宗法亲缘的传递，这种传递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沁人心脾和深切入里的接受方式之一就是接受主体通过某个自己所钦敬的长辈的风范而得到熏陶。这种熏陶是接受主体的自觉能动性的一种活动，表现在我们会主动地阅读传递者的传记、文集等，并从自己潜意识中挖掘相关的信息，从而引导自己的行为方式。还有就是聆听传递者的毕业论文http://www.751com.cn/话语，观察传递者的行动，从而获取有用的信息。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接受者都会或多或少地受传递者的影响。民俗礼俗也会因类似的方式影响着某个人的思想意识。如司马谈临终谆谆教导司马迁的话，如千钧重锤敲打着青年史学家司马迁的灵魂，他听了父亲的话后，“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可以这样说，司马谈对司马迁的遗嘱，尤其是对孝的独到见解，成为司马迁在遭受李陵之祸的奇耻大辱中坚忍活下去的动力源泉①。我们可以从司马迁身上看到司马谈的影子，少年司马迁，他志在为高官，对史官这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职务是不屑一顾的，然而，司马谈独特的教子方法和司马氏家族长期以来“著史”的优良传统慢慢地改变了司马迁，从而才有今天的“史家之绝唱”。对于陶渊明，我们可以从他的家族渊源和当时的礼俗出发，来解读陶渊明的自我意识。
一
认识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动物，他的思想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改变而改变，陶渊明也不例外。陶渊明小时候是个不问世事，埋头读书并向往山林的人，他“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参军经曲阿》）“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他“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他之所以“爱闲静”“不同流俗”，除了他自幼修习儒家经典外，可能还直接受他父亲和外祖父的影响。
《晋书·陶潜传》没有记载陶渊明父亲的名字，这一方面说明陶氏家族到了陶渊明父亲那一代已经衰落了，另一方面，说明陶渊明的父亲也许就是一个不幕名利的贤士。陶诗在《名子》中提到自己的父亲是“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的一个人。根据《命子》的诗意，陶渊明的父亲曾经当过官，但生性淡泊，并不热衷功名利禄。在古代，父母的言传身教是非常重要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必陶渊明“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的鄙性最初是受其父亲的影响。陶渊明受其父亲的影响究竟有多深？也许只是言行性格上初步形成的苗头，这种势头还没有长成。陶渊明思想还未成熟之际，他父亲就在他八岁那年去世了。但这并不说明，陶渊明那种“性本爱丘山”的隐逸之风也随之消失，他还深深地扎根在年幼的陶渊明心里。
曾有人对陶渊明从政作过这样的结论：对陶渊明而言，从政并不是他性格成熟时冷静思考的结果，而是读到儒家济世言论时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刹那冲动。因此，与其说从政是陶渊明的一种志向，还不如说是陶渊明少年时的一种激情幻想②。陶渊明少年时的积极入仕、博取功名、匡国济民、光宗耀祖的理想只是少年时懵懂的幻想吗？如果只是幻想。那么他为什么屡次徘徊于仕与隐之间“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不能脱离陶渊明的家族来片面地看待。
在陶渊明家族中，声名最为显赫的可能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在宗族亲缘的传递中对陶渊明影响最大的可能也就是这位长沙公了。
陶渊明在《赠长沙公并序》中曰“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此处的长沙公就是陶侃，封长沙公，又任大司马者，“在东晋仅陶侃一人”，足见陶侃非常人也。陶渊明在《赠长沙公》中深情地回忆到自己的曾祖，流露出来浓重的家族情绪。
一条蛇冬眠并不意味着它死去，而只是意味着它在为春暖花开时的苏醒积蓄能量。陶渊明“少年罕人事”，并不代表他不会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和年龄的增长，他有了“扶剑独行游”（《拟古》）的渴望，“猛志逸四海”（《杂诗》）的壮志，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
陶渊明少年时的那种“大济苍生”的宏图伟愿中常常闪耀着曾祖父陶侃的思想，可以说，陶侃对陶渊明入世思想的影响是很直接的。陶诗《命子》前辣章其实是一部家族光荣史，而陶侃又是里面的主角。
其一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
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其二
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
逸虬绕云，奔鲸骇流。天集有汉，眷予愍侯。
其三
放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
书誓河山，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
其四
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
时有语默，运因隆寙。在我中晋，业融长沙。
其五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
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
其辣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
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
“此诗首章追溯唐、虞、夏商，盖厚陶姓氏族之所自来也。次章‘眷予愍侯’，言从汉破代封侯，因乱而获武功也。三章‘亹亹丞相’，谓陶青为丞相，能迪前踪也。四章言‘运因隆寙’，谓陶青以后未有显者，殆至中晋而业融长沙也。五章言长沙公勋德并及其心期之高远也，辣章叙祖若父，风规已见。”（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一）《命子》诗本来是陶渊明教导自己儿子所作，陶渊明开篇没有教儿子们应该如何如何，而是“追述祖德以教训之”（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可见陶渊明的家族观念是非常强烈的。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正是门阀制度的全盛时期，当时的取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陶氏家族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已经衰落,在《命子》诗中，陶渊明追述祖先的功绩，尤其对其祖父陶侃的描述颇多，可见陶渊明以陶侃为傲，同时也想努力效仿他。虽然陶渊明“淡泊功名，乐天知命，又非一般炫耀家族者可比”，③他不像刘备那样，总是搬出自己的祖宗十八代来博取别人的另眼相待，刘备初次与张飞见面的时候就说：“我本汉室宗亲”。后来刘备引兵袭许都时，半路遇见曹兵，便大马而出，在门旗下对曹操大骂：“汝托名汉相，实为国贼！吾乃汉室宗亲······”刘备对家族的自豪缘自家族能助他完成伟愿。陶渊明对家族的感情虽然功利性不强，但是他对宗族的自豪感丝毫不减当时的世人。陶渊明的入世和功业思想主要是通过以陶侃为主的祖先这个具体中介而扎根心灵的。换句话说，陶渊明的儒家思想缠绕着以陶侃为代表的祖先的宗族情结④。
陶渊明现存的诗赋一般是在其十九岁之后所作，也就是说陶渊明对少年时期的描写带有成年后成熟的思想在里面。不再是童叟之戏言，所以从诗文中我们就可以窥探诗人感情的变迁。我想“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优美环境，一般人都会向往。陶渊明对当时黑暗的社会和腐败的官场不屑一顾，并不代表他不想“大济苍生”，去改变那种社会现象。“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张掖在现在的甘肃，幽州在现在的河北，当时这两个地方都已不属于东晋，但是陶渊明依然想到这两个地方去，而且是“抚剑独行游”，足显他刚强勇武的一面。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在陶渊明身上看到陶侃的影子。陶侃是一个军人，他的身份地位是用剑铸成的，用血浇灌的。他具有军人刚烈勇武的气质，史称：“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晋书·陶侃传》）当然陶渊明不是行伍出身，他不会舞刀，但是他会弄墨。陶渊明的“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咏荆轲》），较王粲、左思等人的咏荆轲更能体现荆轲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观陶渊明《述酒》等诗，其态度不至于如是激烈也。此乃读《史记·刺客列传》及王粲等人咏荆轲诗，有感而作，可见陶渊明豪放一面。朱熹曰：“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像陶渊明那样闲静淡雅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语言出来，”也许这就是家族气质的烙印。可以说，陶侃家族所给予陶渊明的主要是激发了他“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佐君大业，大济苍生”的雄心。
二
陶渊明弱冠之年开始游宦生涯，然而，他的仕途却一直不顺，“道路远且长，风波阻中途”。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陶渊明“性刚才拙，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这样的性格可能也起了一定的副作用。在官场中行走，需要时时刻刻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为了生存和升迁，经常要卑躬屈膝，逢迎拍马。这样的环境中，像陶渊明那样更皆真率、不善言辞、徒有一腔“先天下之忧而忧”思想的人是必然会被淘汰的。于是，陶渊明慢慢淡出官场，过上了隐逸避世的生活。这时，他的外祖父和父亲对其影响占主导地位。
陶渊明的母亲是孟嘉的第四个女儿，孟嘉出生于仕宦之家，他先后做过太尉征西将军庾亮的从事和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参军。他长期和军人生活在一起，然而却又有玄远超俗的隐逸之风。陶渊明的《传》文中说他：“始至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色。”说明孟嘉的心境很诗意，这种超俗的气质对陶渊明选择躬耕退隐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至少是在陶渊明之前，出仕与入仕，或者说，儒道两种不同人生观之间，永远是一对难以调和、难以超越的矛盾⑤。陶渊明自小就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且受陶侃影响颇深，自青年时期就有“猛志逸四海”的志向和壮怀，希望像韩信那样辅佐明君干一番大事业，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理想。为此，他起为祭酒，接而参军，又做桓玄官吏，最后在彭泽弃官印决心归隐，永不再仕，这前后十三年，使陶渊明身心疲惫，最终他回归了田园。陶渊明之所以能解决仕与隐这对矛盾，是因为他骨子里融入了道家的思想。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光明正大的份地占据着优势地位，孟嘉为参军，也是以儒入选，但是他却有“冲默”有“运量”、“温雅平旷”的玄远风流。从王隐《晋书》中的《孟嘉传》，我们可大致地看出孟嘉超越世俗常规、任性而动、神情悠远的风度。“孟嘉为桓温参军。九月，温游龙山，僚属毕集。风吹嘉帽落不觉，如厕。孙盛时在坐，温授纸笔命嘲之，著嘉坐处。嘉还见之，笑请纸作答，了不容恩。”此般坦然自若，非常人能及。嗜酒加长了孟嘉率性而为的风貌。传记称他“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深得酒中超俗玄远之趣。这一点，陶渊明深受其影响，我们知道陶侃是不怎么饮酒的，所以嗜酒这一点陶渊明是从外祖父那学到的，而且陶渊明是“钱江后浪推前浪”，陶渊明的酒道比其外祖父更胜一筹。陶渊明爱酒，不是那种“借酒浇愁”似的为饮酒而饮酒，也不是罗隐那种“今日有酒今日醉”的自我排遣，他通过酒衡量心灵的距离，达到“心远地自偏”的境界。这种“真远”的空境不是常人所能体会到的。陶渊明家贫不能诂酒，但只要有酒，他便可以“日夕欢相持”，陶渊明从“酒”与“采菊”、“荷锄”中参透了人生之大道，因此不因为个人的穷达而影响自己的心境，并且能够安贫守拙，躬耕自乐。当然，我们在研究陶渊明接受孟嘉思想的时候，不能只谈两个人都嗜酒。陶渊明的自然观除了天然、自由、真、朴、淳等意思外㈥，在诗人主体进入忘我状态时，“自然”还有玄远的意思，在这一点上，陶渊明格外地受到孟嘉的影响⑦。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能体味到“心远地自偏”，并且体会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可见，陶渊明已经参悟禅机了。那为什么陶渊明在归隐后没有到深山野林，或者干脆一个人跑去出家？？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陶侃对陶渊明的影响了。陶侃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是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所以陶渊明没有像他的叔父那样学道求仙，“服食绝谷，不婚娶”（《晋书·陶淡传》），躲进深山，逃避与世人的接触；陶渊明也没有同庐山的慧远一样弃世绝俗，斩断今生欲望，希求超生西方净土；而是回到“岁无异患干”的广阔原野，过上自己性适愿偿的生活：躬耕自资，只鸡斗酒，吟啸林皋，引觞清流。陶渊明的田居生活淡而不枯，因为陶渊明不是寂历无心，枯索乏味的幽居之士，而是一个有真性情的志士，一个亲切风趣的达士又是一个看透人情世故的智者。他一生都在仕隐贫富两种思想的矛盾中度过：“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他也不愿意为身后之名而一世枯槁：“虽留身后名，一世亦枯槁。”（《饮酒》其十一）因此，他即使是在隐居生涯中，他也没有失去修励盛德的进取之心：“四十无闻，斯不足畏”，“志彼不舍，安此日富。”（《容木》）没有泯灭锄暴抗恶的豪情壮志：“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读山海经》其十）这些诗里“金刚怒目式”的精神，正是他那干淡的田园诗的底蕴。隐逸生活能过得如此豪情，正是受家族多方面的影响所致。
陶渊明从他外祖父身上还看到了凡事适可而止，不必太过于执着。就从陶渊明的一生来看。若要划分一下他的思想历程的话，其实陶渊明前期崇尚儒家，中期崇尚道家，晚期回归儒家。陶渊明在归隐的时候道家起主导作用。《楚辞·渔父》里记载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渔父看到屈原立于江边，于是就问他：“世人皆浊，何不掘其泥而扬其波？”接下来他还说：“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歠其醨？”屈原就回答他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屈原是一个隐士，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同时他也是一个孤独的斗士，他执着地“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最终选择了投江。陶渊明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然而他们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式。陶渊明八岁丧父，遂有“瞻望弗及”“负影只立”之叹；母亲孟氏“慈妣早逝，时尚孺婴”，胞妹仅程氏一人远嫁早逝；从弟敬远，志同道合，却“兄弟索居，承隔楚越”，而立之年，先陶渊明而逝。这样的遭遇如果发生在常人身上，肯定会大受打击，然而，陶渊明淡然了，陶渊明没有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对待生命这种释然的态度，则打上了其外祖父孟嘉的鲜明的烙印。
三
陶渊明生活在人间，就避免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礼仪交往，陶渊明扎根在民间就避免不了民风民俗的滋润。郑振铎说得更透彻：“然而，‘人’究竟是社会的动物，我们不相信有一个人曾是完全的‘遗世而独立’的。所谓‘隐逸诗人’云云，他究竟还是人间的活动的一员。他尽管不参加当时任何政治等等的活动，然而他究竟是受了社会一切大事变的影响的。”陶渊明也是，他虽然隐居了，但是他的思想却深受当时礼俗的熏陶。
陶渊明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但这和付诸行动还有一定的距离，必须在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下才能发生。首先，就是要有可以为官的渠道。陶渊明生活的时期是“九品中正”的取士制度，门荫和裙带关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陶氏家族自陶侃后开始衰落，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已经是“寒门”，为“士族”所耻笑的地步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陶氏家族毕竟曾显赫一时，所以为陶渊明谋个养家糊口的官职还不算难事。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亲故多劝余为长吏。”“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其次，得有适当的出世的理由。常人为官不需要理由，但是陶渊明是个例外。陶渊明是有过积极入世、博取功名、匡国济民、光宗耀祖的愿望，但是很快他就体味到了官场的纷乱、污浊，于是他不屑将自己投入到那个大染缸中去。古代重孝义，东汉还一度以举孝廉取士，陶渊明从小就接受儒家思想。所以他潜意识中有着很深的家庭情结，功名利禄可以忘，忘不了的是自己的亲人和应付的责任。于是，在外因和内因都具备的前提下，陶渊明举着礼俗的旗帜来到了官场。陶渊明为官，就是为了成就“小我”，完善“大我”。陶渊明的“小我”就是当好一个家长，“大我”即陶渊明想通过仕途完成自己的宏图伟愿。来到官场，他尽忠尽责，只是想多为百姓做点事。陶渊明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人生哲学，不在意个人的生死，更不为了声名所累，而是担负起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决不随波⑧。用世俗的眼光看陶渊明，他是一个差劲的家长，没能给孩子好的教育。陶渊明毕竟是一个凡人，他何尝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对自己的辞官归隐，保持清节，他并不感到后悔。但由于自己的原因而使自己的家庭陷入困境，使自己的孩子们“幼而饥寒”、“稚小家贫”则“念之在心”，感到很惭愧，这和当时重儒家思想是分不开的。
魏晋是人的觉醒时期，文学的自觉时代。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时代里人们更向往人格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于是有了嵇康、有了阮籍等人，到了陶渊明，率性自然、隐逸也就成了他的人生哲学。陶渊明的避世态度是进取的，道家思想对陶渊明还是有一定影响的。魏晋之时，作为道学的重要变种——玄学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陶渊明在《饮酒》中写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便其淳。”从“复真”、“还淳”中看出孔子学说的道家化⑨。而我们在前面谈过，陶渊明深受其外祖父孟嘉的影响，可见当时陶渊明隐居不像诸葛亮那样刻意而为，而是当时有隐逸之风。
陶渊明对礼俗的接受还表现在与亲朋好友的交往上。《礼记·曲礼》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尚往来”是《周礼》的基本交往原则，也是中华五千年来的交往风俗。
我认为，与其说陶渊明是一个隐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生活的艺术家。他官场失意，但在日常生活中却逍遥自在。“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园田居》其五）根据描写的境况，此时陶渊明的家庭应该还属小康之家。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正因为这样礼尚往来，所以陶渊明一家“瓶无储粟”，青黄不接的时候，尽管不太熟悉的乡亲，也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不但送他粮食，还给他酒喝。
陶渊明归隐田园，并非一般隐士的离群索居，不问世情，而是用他全部的生命去拥抱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魏晋时期，神学也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当现实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时，人们习惯幻想，陶渊明也不例外。陶渊明充发挥自己的想象，构建了一个“桃花源”——一个没有压迫，没有烦恼的世外桃源。桃花源终究是一个海市蜃楼，陶渊明花了大半辈子在寻求的也许就是那种自由之地，然而，那毕竟只是陶渊明的一种构想。从中，我们也能看出陶渊明对百姓苦难生活的一种怜悯。
结尾：
千百年来，人们崇敬陶渊明，探究陶渊明，却有很多人会忽视其家族和当时的礼俗对陶渊明自我成长和自我意思形成的影响。人都是社会的一员，我们一出生就注定有家族渊源，被礼俗包围。家族氛围和礼俗成为社会成员直接呼吸的空气，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陶渊明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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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3页 ④ 李剑锋著.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第1版.第202页 ⑤ 刘卫莉.归隐之路与不隐之心——浅析陶渊明的隐逸心态.[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3月第9卷第1期
⑥ 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384页 ⑦ 李剑锋著.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第1版. ⑧ 兰寿春.关于陶渊明的教子问题——陶渊明的友情与亲情研究之三.[J].龙岩师专学报.2004年10月第22卷第5期
⑨ 杨曙.论陶渊明的世界观.[J].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9月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