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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声乐的发展的论文 第2页

更新时间:2011-3-13:  来源:毕业论文
       语言在歌唱中是非常重要的,歌唱语言和说话不一样,要求在科学的歌唱状态中,在通畅优美的歌声中把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效果既要符合汉语吐字归韵的特点,也要符合五音(唇、齿、牙、舌、喉)四呼(开、齐、撮、合)的规律。在这方面民族声乐十分重视语言与音乐的关系,它根据演唱语言的发音规律来处理发声、共鸣、行腔,讲究字音的五音、四呼、出声、归韵、收声。它是通过人的语言来表达歌曲的思想感情,有别于其它音乐艺术,作曲家利用音乐的高低、快慢、强弱、圆、顿和节奏的变化,使歌词的思想感情更为丰富、更优美、更动听、更有艺术感染力。作曲家使整首歌词和乐曲的感情融为一体,协和统一。歌中的每个字都生动活泼、富于歌唱性,都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的一部分。如果失去了优美的语言,那就成了“乐器化”的声乐。完美的歌唱艺术。既要有清楚的语言,又要有悦耳的声音。歌唱中的语言要想达到理想的效果,需要掌握正确的咬字吐字。
  正确的咬字吐字首先要解决好发声与咬字吐字的关系和歌唱中字与字的关系这两大问题。
  中国的汉语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语言之一,它不同于意大利语那样只有五个母音“a、e、y、u、o”与子音相拼,构成语言,所以,在意大利源流的美声唱法中,总是以声音为主,咬字为辅。正因为中国语言的复杂性,才使中国的声乐技巧中读字占首要地位,因此,在学习民族声乐时就应该首先懂得出字收声的要点,懂得使用唇、齿、牙、舌,喉等发声器官,即“五音”、“四呼”与送字的方法,似乎即所谓“开启、撮、合”四势,凡读字,“五首为经,四呼为纬,经纬分明,字字清晰。”也正因为中国的语音这一特点,才使得古往今来的大部分声乐著作中对于“字正”都作了重点论述的对象。 语言的表达和音乐的表现都依靠声音,二者有着共同的音调基础。中国各民族语言音调有着极丰富的音高概念,各民族语言的音调有着强烈的民族个性,由于音乐起源于语言的表情,属于表义音调,不同的民族音乐带有各自的民族特征。如我国四川语调中,多有la、do、la音调,四川音乐中多用羽调式。所以,一个民族或地区惯用的某种音阶,调式、节奏多与各民族语言或方言相关。“音阶”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长期音乐实践而形成的,有特定组织结构和完整体系。我国各民族的音阶关系不完全一样,就汉族的各大毕业论文http://www.751com.cn 方言系统来说,音阶也不完全相同。如中原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变徵音级的七声音阶;北方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清角音级的七声音阶;西北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闰音级的七声音阶;齐鲁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角或变宫的门声音阶;江南地域的汉民族,多用五声音阶等等。由于各语系所用音阶的不同,所以,音阶和音律,是划分音乐风格系列的最主要标准。

  2.民族音乐理论的边缘化阻碍着民族声乐的民族性发展

    自“学堂乐歌”始,欧洲音乐在音乐教育和城市音乐文化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音乐教育中,几乎都是沿用欧洲的音乐教育体系,民族民间音乐课程根本得不到重视。重彼必轻此,对欧洲音乐体系的推崇使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逐渐被边缘化。

    七十多年前,著名音乐家王光祈先生指出:“中国虽万事落后于他人之后,但音乐理论一项,由于在历史上倍受重视,学者辈出,成绩卓著,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毫无愧色。”:中国音乐理论与西方音乐理论固然有十分相近的地方,如都有7个基本音级、12个律位,节奏节拍亦有相似之处,但是在许多传统特色突出的地方,西方音乐理论是无法体现的。譬如,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各种乐谱对演唱和演奏者留有的余地比西方古典音乐要大得多,“死曲活唱”、“死谱活奏”、“框格在曲,色泽在唱”、“移步不换形”等说法都表明中国传统音乐中对作品的二度创作要求是非常高的,相对于西方音乐的“按谱演唱”给演唱和演奏者发挥艺术才能、展现艺术个性、表现艺术情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更多的机会。如果一味的遵循西方封闭的、规范的“按谱演唱”,必将抹杀我国传统音乐的精华。再如,我国传统声乐中的一些特色唱奏技巧(如“花音”、“苦音”、“噢音”、“摇声”等)、少数民族演唱技巧(如蒙古族的“诺古拉”、“呼麦”、新疆的“木卡姆”、侗族的大歌等)以及诸多的传统民歌、戏曲的润腔方式是西方音乐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的。

    所以,要使民族声乐得到更大的发展,要使民族声乐的“四性”(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中的民族性永不褪色,就必须建立起和西方音乐教育体系并行不悖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夯实民族音乐理论的根基,充分挖掘其中的优秀因子,让民族声乐焕发时代的活力。

  3.民歌在现代社会的式微弱化了民族声乐发展的基础

    民歌不仅为戏曲、曲艺、器乐、民间歌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它还是我国民族声乐的源头和生存的土壤。民歌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到的演唱形式和发声方法(中国音乐学院张佩吉教授将它总结为“真假放收摇擞颤、滑甩花舌顿夯泛”)对我国民族声乐技巧的形成、风格的凸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民歌还是我国的民族声乐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很多流传广泛的歌剧拔萃曲、歌曲都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例如,《洪湖水浪打浪》就是以《襄河谣》为基础,《北风吹》就是以《小白菜》为基础,《红头绳》就是以《捡麦秆》为基础,等等。

    然而,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音乐文化的人侵对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形成了猛烈的冲击,有千百年根基的民歌也未能幸免。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和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交替冲击,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伴随着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崇拜,国人对大量涌人的西方音乐倍加青睐,趋之若鹜,民族声乐也走上了向西方声乐借鉴、找寻所谓“科学性”的时代。另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向也使我国的民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在二者交夹之下,传统民歌艺术的生存陷人危机,民歌正在逐步远离人们的视野,成为昂扬的现代化进行曲中的“杂音”。民族音乐家田青悲观地说“现代化对民间歌曲的冲击比十年浩劫还要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华民族文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危险。”

    面对民歌的式微,我们既要充分了解民歌在民间的真实生存状况,也要广泛认识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对民歌提出的新要求。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和人们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要求民歌原封不动地“代代相传”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充分了解民歌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让广大人民群众从根本上意识到民歌在我国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积极行动起来,去抢救、保护、继承、发展民歌,共同创造既传承传统,又适应时代的民歌发展新时代。

  4.声乐教育的技术本位使民族声乐有着“炫技”的不良发展趋势

    目前,在声乐教育中,技术至上的趋向比较突出。人们往往把“高音”与“技术水平”划上等号,而忽略了风格、韵味、统一等因素在歌唱中给人们带来的美的享受,也使歌唱者从一开始就走进了唱声音、进而走向了唱高音的死胡同。在追求极限的审美观点的诱导下,一些教师在声乐训练中不顾学生自身的条件而一味地为他们力拔高音或进行高强度的训练。这种训练方向上的偏误使学生只顾埋头钻研技术,甚至卖弄技术,而忽略了声乐应有的风格、神韵和灵魂。古人云“歌者不期于利声而贵在中节”(汉·桓宽((盐铁论》),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高音,只能使声乐教学走上期求“利声”而忽略“中节”的歧途,使声乐表演形成“炫技”的不良发展趋势,这既不利于声乐的发展,也不利于歌唱艺术的普及与传播。

       对炫技的趋之若鹜使得很多民族声乐演唱者失去了应有的独特风格。风格、韵味、语言是我国民族声乐的核心,而这个核心与生活又是紧密相连。郭兰英从小就有深厚的山西梆子的唱功,郭颂唱过多年的东北二人转,才旦卓玛童年生活在雪域高原,白秉权踏遍了陕北的黄土高原求贤若渴,何纪光趟过了三湘四水四处拜师,彭丽媛有山东戏校的求学经历,李谷一从小练就花鼓戏的童子功……,没有在草原生活是唱不出长调的,不了解陕北农民的悲苦哀愁更是体会不到信天游的味道的,没有山里人的情怀是难以唱出山歌的神韵来的。在2004年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学术研讨会上,总顾问周巍峙说道:“建国以来到现在,民族声乐艺术逐渐变得比较单一。现在的民族声乐艺术没有多样化了,风格比较雷同。希望舞台上的歌唱家们都能‘下凡’,深人到群众中间,多听一听,立志于发展民族唱法的歌唱家们要多向民间学习。”的确,对于风格的找寻我们不能停留在去模仿、去克隆,我们要“下凡”去寻根,去采风,去溯源,去寻找我们民族的根、民族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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