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像艺术中国家形象的重构 第3页
以上资料对我们的启发是，在国际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对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建构，并非是对“国家形象”的话语研究于20世纪末在中国出现，最早兴起于国际关系学、传播学及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后很快进入到艺术研究的各领域中，并产生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就影像艺术而言，对“国家形象”的探讨和关注集中体现在“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政治意识形态在影像叙事中的具体呈现和表达，即抽象的政治理念和鲜活的银幕形象是否或何以实现最优化和最富感染力的缝合。
在中国电影的形态版图中（即所谓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三分的形态格局），最能正面传播和集中体现“国家形象”的电影当然是主旋律电影，就题材而言，这类影片通常包括重现重大历史事件和展示主流英雄人物，即“革命片”和“传记片”两种类型。前者如《开国大典》、《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这些影片常以恢宏的历史背景和浩大的战争场面，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大事件和大人物集中刻画，在民族兴亡、家国存废的史诗画卷和宏大叙述中以最正面和崇高的文本塑造“国家形象”，体现出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后者如《毛泽东的故事》、《周恩来》、《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梅兰芳》等，这类影片以具体的人物形象（多为革命领袖或基层领导）为叙述对象，以赞颂和弘扬这些人物的爱国情操、伟大人格、奉献及牺牲精神为最终旨归，凭借人物形象所投射的民族情怀达到对“国家形象”的集体认同。
这些主旋律影片通常都具有鲜明而单一的意识形态特点，尤其强调“国家形象”的社会政治内涵。毋庸置疑，近几年主旋律影片的创作实践在主题呈现、表述策略乃至制作方式上都有了更丰富和多元的探索态势：如《集结号》、《云水谣》不复表现时代洪流中的英雄壮土，而是将普通人的生命体验和价值追寻与国家历史命运的大背景交融汇合，使作品的审美视角更加多文和深邃；《梅兰芳》虽然着力颂扬了梅兰芳的抗日举动所表征的民族气节和国家意志，但与单纯表现革命领袖或政治干部的传记片相比，《梅兰芳》同时也展现了京剧艺术的历史命运和梅兰芳个人的情感浮沉，在人文内涵和美学趣味上都更丰富和饱满。《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影片演员团队全部使用偶像明星，也可以认为是主旋律影片企图向商业电影靠拢的一种尝试策略；同时影片中对所谓政治“反派”人物的刻画也一改既往的刻板和平面，历史在细节中更加真实动人，富有感染力。
以上这些影片都既叫好又叫座，在弘扬主旋律，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从整体上说，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和不足。2012年1月13日《人民日报》所刊李舫先生的文章《“中国梦”开启银幕传奇》中披露：不久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等几家机构联合在北京25个中小学发放“电影对未成年人影响”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陆未成年人对当前中国电影中表现的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率在33%左右，美国电影中的美国国家形象认同率则高达73%”，这结果让人惊讶并且沮丧，同时也值得我们深思。幢，
我们不妨将中国电影和美国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建构方式做个比较，来分析二者的差异：与美国电影中以“美国梦”为重要表征的美国“国家形象”相比，中国电影所塑造的“国家形象”更强调国家作为权力主体的政治内涵和政治理念，突出表现为影片中意识形态总以直接而鲜明的方式出场，并从根本上支配着影片的叙事策略。换言之，美国电影通过传达和鼓吹某种代表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个人奋斗、英雄行为、自由主义等）来达到对“美国形象”的想象和认同，在“美国梦”中国家意志和政治理念以象征和隐蔽的方式存在，附着于其强大的叙事逻辑所生产出的个人化的道德、情感或精神诉求中；而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则是直接的政治理念和影像叙事的结合，在意识形态属性和主题意义极其鲜明的宏大叙事中达成对社会大众的询唤。意识形态的直接彰显对增强民族凝聚力、自信心及社会公众的国家认同当然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问题性。
首先，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形象”常常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大历史大事件大人物以严肃、威仪、崇高的美学形态出现，在受众心中产生的是敬畏和膜拜的心理情感，这与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生命体验和伦理价值判断会有一定的疏离和隔阂，即对社会大众世俗生活层面的文化心理启发和情感认同是有限的，而“美国梦”所传达的核心价值观则具有更充分的个体性和日常生活的意义，因此更容易内化于普通人的内在情感和心理结构之中。如《乱世佳人》、《阿甘正传》等风靡全球的美国影片，将美国历史和时代的变迁推为背景，突出表现普通人的奋斗和成功，为小人物提供了个体欲望的情感和梦幻满足。
再者，我们对“国家形象”的思考和呼唤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国际性背景之下展开的，“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是对内增强民众的国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更重要的是能在世界舞台上释放文化影响力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而中国国家形象却未获得国际社会的合理认知和认可，甚至有不断被误读和妖魔化的现象。“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教授认为，“国家形象”的不明确，国内和国际评价的巨大反差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战略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功能是为国际社会提供解释和想象中国的方法。在中国电影中，我们以“革命事件”和“社会英雄”为主要题材的主旋律影片主要是在为国内观众树立“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获得的传播和认可度则极其有限。仅立足于本国民族主义立场的大事件和大人物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不具有充分对旧有文化和传统价值的固守，对其他文化的先进成果也必须懂得吸纳、分享和对话，美国康斯威辛大学教授大卫，波德文尔也曾说：“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所接受。”但另一方面在接受和吸收他国不同文化的过程中，又需要警惕本国精神和价值观念的迷失和丢弃，尤其在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时，对本国精神以何种方式和面貌加以坚守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把握不了这种变通与平衡，或者使“国家形象”丧失先进性或者使其丧失民族性，换言之，前者使“国家形象”失去活力，而后者则失去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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