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
有谁不要美吗？起码有两种人：一种是市侩，因为美不实用；一种是教士，因为美把人们导向他不理解也管不了的广阔世界。前者的意识，受着物质利益的束缚，后者的实践，受着精神囹圄的限制。所以他们都不感到、也不想知道什么是美。到于文学作用，在他们看来，要么是商品，要么是说教，此外什么也不是。而美的力量，恰恰就是把人们从那种自我施加的种种束缚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对美的追求，也就是对解放的追求。而追求解放，实际上也就是追求进步。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从异已力量的种种制约下解放出来的历史，是自由的发展史。所以人的解放程度，即自由的实现程度，也就是历史进步程度的标志。
但是这种追求，是感性的追求而不是理性的追求，所以它不借助于任何思文、语言的中介；这种解放，是精神解放、思想解放，而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实际解放，所以它无待于外在经济前提和历史社会条件的成熟。黑暗的时代（例如十九世纪俄国），可以有辉煌的美。奴隶社会的艺术（例如古希腊、罗马的雕刻），不亚于资本主义社会。石哭时代的沿窟壁画（例如其中的野牛和图案），仍然使所有的现代画家们叹为观止。1907年以来，毕加索、马蒂斯和许多先锋派画家开始搜集欧洲以外其他大陆部落时代的艺术品，从“原始主义”手法吸取营养，确实带给本世纪艺术以巨大的活力。直到现在，来自非洲丛林的绘画、音乐和舞蹈（例如那郁雷般深沉而又压抑的手鼓），其表现力仍然比摩天楼下的许多“现代派”艺术相形见拙。联系产生这些作品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就可以看出审美事实（艺术作品是它们的留影和足迹），并不总是和那种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基础相一致的。艺术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总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不论这一切是多么难以理解，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起码应当承认它是事实。
指出这一事实，并不是否认审美活动和现实生活，以及艺术史的社会发展史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很明显的。例如，你可以说如果没有沙皇的残酷镇压，就没有俄国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从而也不会有俄国文学的伟大成就。你也可以说，如果不是千百万奴隶的悲剧劳动把无数人的智慧集中到极少数人身上，就不会有希腊艺术的不朽创造。这些解释，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无可怀疑。但我们还是很难在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例如，秦始皇和希特勒的镇压比沙皇更残酷，非但没有使艺术的旋律高扬起来，反而造成了艺术史上的两个空白时代。又如十年浩劫时期空前规模的集体劳动，也并没有把什么创造力集中在什么人身上，反而造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又一个空白时代。这些历史事实，也都同样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说明。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它不过是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由于各种机遇而得以偶然实现罢了。如果就事论事，不联系宏观的历史运动而满足于某一现成事实的单一的、线性的因果关系的描述，那就很难推进我们对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这个意识与价值就是能推动历史进步，引导人类走向自由解放。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的许许多多特性，例如它的无私性、非实用性等等，都 是从属于它的这个最高目的的。
人类的任何本质能力，不，任何生物的任何本质能力，都不会是没有用处的。审美能力也不例外，所谓无待于外在经济前提和社会历史条件的成熟，不仅是指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某些艺术作品和审美经验的产生，实际上超越了一般情况下（按一般道德来讲）本应是构成它产生的前提的经济因素，而且更主要的是指，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在历史上所起的解放作用，并不随具体的事变而改变。社会历史条件是变动不居的，它是一个变数，而审美能力作为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其所起的作用则是不变的，它是一个常数。本文所需说明的，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常数。并且作为这样一个常数，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活动，和历史上的人道主义运动有其内存的联系，事实上它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