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非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情背叛
学者谈大正在《性文化与法》中说：“儿童在成长中需要建立自我形象并需要爱护和支持……孩子成长以后,心理上仍希望弥补以往与同性家长的关系和遗憾。”[3] 一方面是父爱的先天缺乏，另一个方面是母爱的后天缺失，使程蝶衣必须寻找新的无血缘关系文系的引导者来作为感情寄托。但是当程蝶衣从师兄段小楼那里感受到男性的关怀并在收养的孩子小四身上释放母爱时，却先后遭遇了这两个人的亲情背叛，导致他亲情追寻的绝望结局。
进入了森严单调的喜福成科班，脱去遮掩的衣服，关师傅陌生而犀利的目光，焦灼地盯着程蝶衣，呈现的仿佛是被打量的货物；那双持惩戒的大手快速地检查他的硬件，被侵犯被打量的感觉，带给程蝶衣的是屈辱、按捺、无助。段小楼的出现，带给程蝶衣温暖,既缓冲了程蝶衣母爱缺失的痛苦，又更多地弥补了程蝶衣父爱缺乏的空白。一种新的感情跨越个体的孤立开始新的扎根。部分影视评论家认为，程蝶衣与段小楼之间的关系很复杂，难以从单纯的亲情或爱情角度来加以定性。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两个人的亲情关系自程蝶衣进入戏班之后就培养起来，直到程蝶衣生命的结束依然存在。而且通常来说以亲情为基础产生的爱情，在爱情结束后亲情却依然可以作为纽带而存在。因此可以说，两人之间的亲情关系比爱情关系更具有确定性和持久性。而段小楼对程蝶衣性别的暴力改写是对他亲情背叛的开始。分行时，程蝶衣又一次固执地把戏文唱做：“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 [4]。面对师傅低头弯腰求情而梨园负责人那坤急于离开的紧急情况，段小楼含泪把烟袋锅捣进程蝶衣嘴里。程蝶衣为了成角儿，为了不让最亲的师兄失望，不再坚守男儿郎的身份，屈服于权势欺压与玩弄的手掌之下，屈辱地承认自己是“女娇娥”，开始投入了旦角儿的事业。可以说正是段小楼变身成为了师傅的帮凶，暴力促成程蝶衣的性别改写。自此之后，程蝶衣开始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逐渐入戏并自我定位为虞姬，一生经历了爱情、事业的悲欢起落。所以说程蝶衣的女性身份认同是段小楼对他的强制改写的悲剧延续。如果没有段小楼的参与，程蝶衣可能不会屈服于师傅的打骂。那么那坤转身离开，喜福成科班就失去上台演出的机会。结局或许是程蝶衣过上简单重复的生活，不会经历成角儿、换角儿的大起大落，也不会有自我男女不分的悲剧人生。所以，段小楼是程蝶衣亲情道路上的背叛者，而这一次背叛造就了程蝶衣一生最漫长的不幸。
结束程蝶衣亲情悲剧的是小四的又一次背叛。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孩子是替身，是alter ego[第二自我]。”[5]小四是程蝶衣从关师傅戏班领养的孩子。程蝶衣给与他衣食无忧的生活和关怀，用关师傅培养自己的方法来培养小四，逼他成角儿。我们认为这是程蝶衣母性柔情的释放，是在弥补童年母亲抛弃的遗憾和母爱缺失造成的心理阴影。如果一切按常理发展，小四应当对他心怀感激，想方设法报答他。但随着文革到来，京戏权威受到威胁，程蝶衣的名角地位受到撼动，小四却离开程蝶衣，站到红卫兵的阵营里，成为揭露批判程蝶衣最凶猛的人。在指导文革样板戏的过程中，小四多次针锋相对，把矛头直指程蝶衣。当程蝶衣被无情打压，小四心满意足地用华丽头饰装扮自己，肆意夺取程蝶衣的虞姬角色，抢走他的霸王，终止他的艺术生涯。最后是火堆旁的审判，看着段小楼揭发程蝶衣生活的堕落，小四嘴角勾起一抹难以捉摸的笑，毫无悔意。这就是小四对程蝶衣的“回报”，首先让程蝶衣在自己身上寻找亲情安慰的愿望落空，接着又借文革之力打压程蝶衣的事业追求，最后借段小楼之口彻底毁灭程蝶衣钟情“霸王”的梦想。正是小四的背叛为程蝶衣的亲情悲剧画上了句号。回顾程蝶衣对亲情迷恋又遭遇背叛的一生，母亲抛弃了他，小楼的退出又让小四成为蝶衣的唯一寄托，也是这一寄托，让他变得一无所有。无论是自己想要紧紧抓住的亲情还是被无情退回的感情，都是失去，彻底却留着痕迹，想抓却无从抓起，只剩一世冰冷，只剩母亲的怀抱，仅存的一点点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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