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姆斯.莫里斯，威廉.文克瑞
国籍：英国，美国
出处：诺贝尔经济学奖公报，1996年10月8日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与保险有关的一个总所周知的问题就是投保标的的损坏不仅取决于诸如气候、企图偷窃等外部因素，还取决于投保人所采取的保护措施，而这些保护措施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监视成本是很高的。相应的问题在不同种类的社会保险如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中也有所攀升。慷慨的保险会夸大风险和影响个人对其自身和其财产的保护方式。很多双方机制都涉及产出的问题，在这种机制中，产出是双方都可以观测的，产出成果取决于代理一方的行为，而这一行为却不能为另一方即委托方观测，而且这一机制中还包含着随机的变量。例如，在一个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关系中，所谓的行动就是指执行官的工作努力程度，产出成果就是企业的利润而随机变量则是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以及产品在市场上的地位。保险公司和企业的所有者都想要采取补偿的方式，如用合同的条款，给与代理人一定的激励让他们做出与委托人的利益如使所有者的预期利润最大化等相一致的行为。
分析这一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遇到了同Vickrey所强调的以及Mirrlees所尝试解决的所得税问题所遇到的相同的技术难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凭借一个表面简单的对这一问题的再分析，Mirrlees构建了一个分析力量不断增强的方法。他注意到代理人的行为并不直接暗示一个不同产出将会产生的可能性选择，因此最佳的补偿条件提供了关于代理人的选择以及为了给代理人提供合适的激励而限制保险保护程度的“可能性信息”。在设计激励机制时，委托人要考虑到为使代理人的行为与委托人的利益相一致而给与代理人一定激励的成本。如果代理人对惩罚的敏感度越强、产出成果中包含的代理人行为选择的信息量越大，这种成本就会越小。因此就要在合同中清楚地讲明，代理人要承担一部分非预期产出损失的成本，或者会得到一部分额外产出收益的奖励。也就是说要让投保人把投保标的物当成是没有投保的物品一样保护，让代理的执行官把企业当成是自己的企业一样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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