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溢出的概念
“溢出”的释义最初产生于一定范围内环境污染对该地区其他区域造成影响的现象。溢出(Spillover)作为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概念，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 (Grossman, Helpman,1993)在《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溢出将促进相关的经济发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1]。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溢出的结果也就是行为主体外部性的表现。总的来说，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通常是指某个组织或个体在开展活动时，不但会带来活动预期所产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事物造成一定程度上超出预期之外的影响。事实上，这种溢出影响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2]。在当前经济生活中，溢出效应主要被划分为三种，其一是环境的溢出，即因生产生活带来环境污染从而导致的溢出，环境溢出多为负溢出；其二是知识的溢出，是由知识资本和科技创新等技术因素带来的知识溢出，大多数为正溢出；其三是增长的溢出，即一地区和另一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带来的增加溢出，增长溢出通常用GDP来测量，所以也称作为GDP溢出,GDP溢出根据实际情况可正可负[3]。目前，国内外研究的重点大多是经济领域的GDP溢出现象。
关于GDP溢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外已出现相关研究。瑞典发展经济学家Gunnar.Myrdal(1957)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地区增长极对外围区的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影响机制。由于较落后外围地区的劳动力、积累基金、工业生产、原有投入要素不断向较发达的区域增长极涌入，从而产生了回流效应；而扩散效应则是因为区域增长极的不断发展，给外围区带来了资金外转、投资扩散、刺激生产和技术传播的影响[4]。在此观点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A.O.Hirshman(1958)对以上两种作用机制作了进一步补充，提出了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Hirshman(1958)认为从长远发展来看，如果涓流（扩散）效应大于极化（回流），也就意着经济较发达区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赖落后区，随着生产的不断转移，落后区必然会限制发达区的发展，最终会妨碍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由此生产者必须充分关注外围区的资源利用[5]。此后，Arrow(1962)通过“干中学”(learn by doing)模型，首次运用外部性说明了溢出对区域经济的影响[6]。在区域联系日益密切的开放经济环境下，对于GDP增长溢出研究而言，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已成为经典的基本架构，并不断得到改进与完善[7]。从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Ying(2000)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运用计量模型，对我们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作了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内核地区与外核地区存在着强烈的相互作用[8]。王铮、刘丽、刘海燕(2003)进一步发展了Douven,Peeters(1998)的修正MF模型[9]，建立了符合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机制的计算模型，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交叉影响程度作出了研究与分析[10]。
（二）旅游溢出
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产业之间广泛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这种彼此依存的联系就是产业关联，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11]。自1994年以来，国际旅游收入在世界外汇收入中的比重一直位居首位，成为世界最大的创汇产业。在我国，旅游业增加值已占国民经济总值的4%以上。旅游业以其强大的联动性，为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文化娱乐等行业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并能促进工农业、建筑业、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相比于其他行业，具有广泛关联性的旅游业，其经济溢出效应十分显著[11]。
Arrow(1962)“知识溢出”概念的正式提出，象征着溢出研究的正式开始。此后，各个经济领域中行为主体的溢出效应得到广泛关注和证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旅游业因开放性和关联性，导致其生产消费行为，以及旅游传统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具备明显的跨区域流动性和空间相关性[12]，这种普遍存在的外部性即为旅游溢出。旅游的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区域内空间的溢出和相关行业上经济的溢出两个方面。国外学者早在70年代已关注到了旅游的空间溢出，国内学者保继刚、梁飞勇(1991)通过对比邻近地区类型差异小的旅游资源，发现这些旅游产品之间存在代替性竞争[13]，研究虽未明确将其定义为溢出，但这种空间上的外部性正是旅游溢出效应的表现。在旅游经济溢出方面，刘晓红、李国平(2005)选取西安为例，运用计量经济学原理，回归分析得出GDP与旅游外汇收入之间的关系：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旅游外汇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GDP将增长28.93648个单位[11]。雷平(2007)在菲德尔外溢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业的产业外溢模型，通过模型计算发现，旅游业外溢具有时间滞后的特点，虽然旅游业对经济产业的直接贡献度较低，但对其他产业具有强大的溢出弹性和拉动力[14]。李凡、黄耀丽(2008)通过将修正MF模型引用到旅游经济领域中，对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数据两两对比，结果表明不同城市间的旅游溢出差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品结构和设施具有相关性[3]。刘承良、颜琪等(2009)对武汉城市圈1994-2007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了武汉城市圈内旅游溢出有正有负，旅游一体化程度和区域联动性不强，作为圈域内增长核心地位的武汉，虽然对周边城市旅游经济有促进作用，但也导致周边旅游经济过度依赖圈域中心[15]。王坤、陶玉国等(2013)采用修正DEA模型，选取长三角25座旅游联盟城市2004-2010年的旅游投入产出数据，对其城市旅游效率的空间特征和溢出效应进行了测算，运算结果指出：区域城市旅游效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性，旅游资源对旅游效率影响程度较弱，而固定资产和劳动投入是提高效率的重要因素[16]。吴玉鸣(2014)初次运用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选取中国31个省域2001-2009的面版数据，检验出我国省域旅游经济的空间相关性十分显著，且其旅游产出的空间依赖性在进一步强化，邻近省域之间的旅游资本投入，具有鲜明的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和积极的促进作用[12]。 北京冬奥会对天津旅游经济的溢出预测(2):http://www.751com.cn/guanli/lunwen_427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