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由实证分析表明，东道国相对市场规模和自然资源禀赋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成正比。表明东道国的市场潜力越大或资源禀赋越充裕，则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规模越大，这种市场和资源寻求型的投资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越来越多，且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也多是出于此种动机。另一个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取决于与东道国的文化和政治关联，文化距离小、政治关系好则两国之间贸易依存度越高。总的来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没有将东道国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投资政策作为主要的决策考虑因素，这也是中国改善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加强风险评估防范的重要手段（王根蓓，2013）。
（4）在影响我国企业进行ODI行为的因素中，经济效率因素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但相关实证结果证明制度因素的作用更大。根据各经济体所处的政治、经济周期有所不同，对传统经济和制度因素的考虑存在“灵活选择”的可能性（姜逸倩、申俊喜，2013）。
（5）将中国参与ODI与FDI在自1985年至今的发展分为5个实际周期阶段，在新的结构变动趋势出现之前，我国的直接资本流动相关政策应保持总体稳定。目前中国对ODI和FDI的政策措施仍在不断完善中，前景值得期待，对直接投资的分析和决策应当着眼于国际宏观经济环境，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直接资本流动进程，对外直接投资必将快速增长并赶超平稳快速发展的外国直接投资（苑生龙，2013）。 基于产业视角的江苏企业ODI的区位选择研究(3):http://www.751com.cn/jingji/lunwen_132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