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属于社区规范型。在同一社会网络下，村民往往会受到相同的习俗、宗教等影响，从而产生一定的同质化现象。地方习俗、习惯等往往是由长时间的积累而成，对于村民的日常行为规范有着很强的引导作用[33]。若出现违反当地风俗、习惯、社会规范的行为，非正式的舆论制度将会对做出违反行为的人进行谴责，将其边缘化。因此生长在同一习俗下人们在做出决策中，不仅会用舆论来约束自己，也会推己及人，对别人的行为有一定的预见性从而节省决策时间，降低决策风险[34]。根据调查显示，农户在进行土地流转行为时，往往通过口头约定或私下协商进行[35]。因为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中，口头约定这类非正式的制度有很强的道德舆论约束力，并且相互之间的熟悉和了解也使得信任较深，故虽然没有进行正式的缔约，流转过程中及流转结束后，双方需要承担的相应义务仍然能得到很好的履行。
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属于外部环境型。外部社会环境中的政策、法律、经济等因素，会对农户的流转行为产生大方向的引导和指导作用。当前农村土地流转行为没能得到很好的普及，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法律及保障体系不够完善[36]。农村土地产权期限不清，规范化的流转机制的缺乏，相应的市场环境不明确，都加大了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风险，使得农户更多的进行短期非正式的流转而非进行长期规范化的流转。但随着《农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的出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途径、应遵循的原则、流转合同的主要条款、解决争议的途径等等规定将会变得更加明确[37]，这样的“有法可依”往往会促进流转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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