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身份——与自杀斗争的“寄居者”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指出：“自杀的主题，在日本文化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2]通过自杀结束生命，在日本人心中不是懦弱逃避的方式，反而能证明自己的勇气与清白，是一种独有的日本式反抗，这也是构成日本人传统价值观的固有成分。静默的多鹤，在寄居张俭家中孕育三个孩子的过程中，她用自己的三次自杀进行了反抗。这是多鹤对中国身份的反抗，通过这三次自杀，她完成了心理上民族归属的转换。第一次想要自杀，是张俭把她遗弃在长江边，多鹤语言不通，又有了疾病，支撑她的就是回到张家与自己的孩子同归于尽的想法，这是一种美狄亚式的复仇方式。孩子是由她的产道运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理所当然的是属于她个人的财产，可是在看到张俭、小环以及孩子们对她表现出最真切的担忧与失而复见的喜悦时，她很意外。此时的多鹤是这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其实已经得到家庭成员的认同，她有了自己的中国身份，这重身份是一种关于爱的确认，使多鹤有了归属感。第二次有自杀的念头，是在与张俭幽会被发现的时候，为了摆脱情感的牵绊，她决定去找一根好的绳子，来结束这一切。可是这一计划又被儿子张刚的意外坠楼打断，多鹤告诉自己“找好绳子干吗？凑合活着吧”[3]，这一次自杀的计划因为孩子而被打断。在多鹤心中，遥远代浪村的呼唤永远不能与孩子相比，她不舍得离开孩子，决意凑合活着。“凑合”就是得过且过，不走极端，能够永远豁达，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底层群众的生活哲学，长期生活在中国大地上，使她有了中国的文化烙印，这与日本的自杀文化，是决然不同的。第三次是在张俭入狱后，她又想到了自杀，但想到还未和张俭和好，不能抱憾离开，她想到“她居然没有和他和好就要走了，去了冥界还会和好？”[3]这次自杀的失败是因为她无法忘记对张俭的爱，张俭是她精神的重要支撑，她告诉自己，必须见到张俭，给两人的感情做一个交代才能自杀，于是就决定活下来。
由此可看出在中国几十年的生活中，多鹤的日本身份被稀释冲淡了，对孩子的爱，对张俭的爱都使多鹤想要融入这个国度，她的生活，她的爱情，使她的民族身份发生了变化，在心理层面上，她放弃了日本的自杀哲学，认可了中国的生存态度，此时的竹内多鹤，可以说已经是一个中国人了。
(二)爱的力量
身份（identity）决定了多鹤作为一个人的属性与特质，不同的民族归属，意着身份的不同，从而影响了她的人性表达。正因为竹内多鹤身上特殊的多重身份，加上纯美善良的天性，才孕育了她身上的浓烈的爱的力量。
爱的关怀是多鹤性格的基点，这是她身上始终存在的人性闪光点。在代浪村的逃亡路上，母亲们从刚开始抛弃体弱多病的儿童到后来只能更残酷地放弃小婴儿的生命，来换取大人们更多的生存机会。在这种弃子与“杀婴”的背景下，一片沉沦肃杀之气。“同样在逃亡中，多鹤凭着求生本能，拼死救了久美。”[4]我们不仅看到了幼年多鹤身上的求生本能，而且看到了她的人性之光。也正是久美，后来把她接回日本，使她回到了日本，恢复了身份。
竹内多鹤的人生舞台就是家庭，所以她的人性光辉主要笼罩在家庭上。她首先是一位母亲，母亲是世界上最圣洁光辉的人，在多鹤的一生中，作为一名异族国民，多鹤最先找到的依托不是张俭，而是有着血亲关系的孩子，母性与血缘永远有着不可言语的秘密，孤苦的多鹤只能用自己的子宫为自己孕育一个又一个亲人。生育孩子，教育孩子，疼爱孩子，多鹤真正决定留下来是为了孩子，决定融入家庭是为了孩子，在她的世界中，孩子永远是第一位的。张俭的爱虽然使她感受到祥和的春天，但张俭突然兴起又突然冷却的爱却使她心碎。然而孩子，却是多鹤为自己生育的亲人，让她牵挂一生，她辛苦操劳，都是为了把幸福留给孩子。 论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中的人性光辉(2):http://www.751com.cn/wenxue/lunwen_109.html